鹿传霖的学术主张

    光绪年间，先祖是晚清重臣。史载，鹿传霖曾对治理河南纳粮积弊，赈济四川夔、万两县灾荒，平定西南边陲动乱，创办四川中西学堂（现四川大学）倾尽心力，政绩斐然，有《筹瞻疏稿》存世。1910年7月，鹿传霖因病去世。朝廷封赠“太保”，谥号“文端”，以“一事不苟，一言不欺”褒扬。

    鹿传霖在任职四川总督时，深感旧式书院没有明确学制，童生与皓首穷经的老生同堂，迂腐落寞、延误人才。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中外通商交涉日多，非得通达时务之才，不足以言富强之本。”光绪二十一年（1８95年12月12日）鹿传霖在创办中西学堂的奏折中陈述：“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并对经费、师资、教材、校舍以及学有所成者的奖励、留洋、升迁等均作了筹划。对这个奏折，光绪的朱批是“该衙门议奏”。（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光绪朝宫内档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96年6月18日）中国西部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四川中西学堂在成都铁板桥三圣祠街（今成都市商业街对面）诞生了。历来环境闭塞、地处内陆的四川，居然也办起了与京津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是石破天惊的。这件壮举，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及二十世纪初的全面“废科举、兴学堂”改良之风，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鹿传霖后来在四川洋务总局呈文的批示中，又明确提出：“学堂于英法语言文字，均能翻译，中西算法，亦能明晰，若再宽以岁月，范其志趋，严甄别以生其严惮，宏奖借以激其奋兴，使知有所观感，急自濯磨，数年而后，次第可收得才之效，於时世不无裨益也。……”旧式书院的课程，主要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学习深入者也只能专注一经，不许越雷池半步。而四川中西学堂的课程，标榜“分科治学”，除公共外语、国学课以外，还要学习数学、几何、代数、三角、测地学，测天学等10类26门课程。中西学堂规定並经四川洋务总局和四川总督核准的课程，是否都执行了呢？从学校档案中保存的首届高等学生周家彦经四川总督批复的毕业执照做了准确的印证。周家彦为广西临桂县人，21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入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毕业，在校期间共学了26门课，实得学分345分（满分为480学分）获得二等执照（相当于现代的毕业证书）由官府行文府、州、厅、县、作为人才录用的依据。

    四川中西学堂在校长（当时称总理委员）遴选，监堂委员的设置等吸收了旧式书院特别是西方学校管理制度的优点。配置师资不仅择优礼聘，而且教习成绩突出者，另有奖赏並官升一阶。这样，就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环机制。从学生籍贯来看，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统计，来自四川以外全国各省的学生占到44%，这说明，学堂一开始就体现了汇纳八方，吞吐自如的大气概。在毕业生的派送中，按学分获二、三等执照的，大多在本地或外省择业，获一等执照的，公费派遗出国留学或授以功名。数年之后，一批留学生相继回国，效力桑梓，对四川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中西学堂英文科首届毕业生钱为善，留学英国伦敦斯芬伯大学学机电，归国后被清廷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任四川电话局局长，后任四川工业学堂（公立四川大学工科学院前身）校长。法文科毕业生胡骧，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回国后授翰林院检讨，任四川机器局局长。算学科毕业生何鲁，留学日本东京高级工业学校，回国后任教新式学堂，是四川近代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以上例举的科技人才，是旧式书院难以出现的。这是四川中西学堂已具备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性质的显著标志之一。

    当时，凡是国内出版及英法等外文书刊，只要能购买到的，四川中西学堂图书馆均悉数收藏。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种之齐，堪称四川之最。除自然科学专著，辞典工具书以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读物原版书和近代人的中译本也十分丰富。《原富》、《法意》、《天演论》、《忏悔录》等书，师生争相借阅，并逐步流向社会，为封建专制闭关自守的四川，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拥有庞大的外国科技文献和图书收藏中心，这也是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必备的条件和显示的品位。

    一个世纪过去了，对于为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先人，理应追忆与纪念，以此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弘扬励精图治的精神。当前，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国力强盛有目共睹。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更应该持续地有大的投入，不断地改革、修正出现的弊端及不足。鹿传霖是晚清曾任军机大臣的重要历史人物，为官刚正、政绩突出。一个世纪以来川大持续发展人才辈出的骄人业绩，与鹿传霖创办四川中西学堂的学术主张是分不开的。文化的复兴与经济的发展同等重要，这已在渊源流长的中外文明史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