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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戡，李戡的爸爸李敖，我，和读者你们，十七岁时也曾拿起一把无形的“刀”，从此人生砍成两半。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他出了一本书，《戡乱记》，一刀砍断台湾教科书想在他脑袋里塞进的垃圾，再一刀砍断整个岛屿想包围他的窒息窝囊。
洪流把我们冲在一起，聚首于一本十七岁孩子写下的早熟之书，共同声讨六十年不变一路可恶的历代教科书。 ——陈文茜
师大附中是台湾顶尖的学校，三年前，我以低于建中一分的分数考进了这所学校。过了三年，附中使我变得外向活泼，但在思想方面与学校的多元开放校风一点关系也没有。附中校风相当自由开放，各类竞赛、社团活动的创新多元都是其他学校少见的。然而，在课业方面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轻松，随堂考或平时考并不比国中时少，不少班级的自习课仍被考试占据，放学时间也延迟许多。
在某些学科方面，我对老师的作为相当不以为然，尤其是国文科。学校老师大多数毕业于师范学院，但相对于学风的自由开放，许多老师却刚愎自用，助纣为虐。当然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我本也不愿相信，但在被老师暗算，经历各种荒谬怪诞的事情之后，我对老师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
这篇文章记载我在附中三年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包括学科的教学与考试模式和附中特有的活动等。在学科教育方面，更有见微知著的作用。从师大附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内为外界所不知的现象，不但反映出其他学校的内部作业，也是活生生教改失败的体现。
我的两位国文老师
一年级的老师教学认真尽责，经常主动加课。老师常与我在走廊上谈话，师丈是我父亲的忠实听众，在美国居住时由老师将一集集的《李敖笑傲江湖》节目录影带寄去。在一年级休业式那天，我与老师在办公室长谈许久。对于期末考题目的不妥及老师在第一堂课说作家陈冠学是“现代陶渊明”一事，我委婉表达了疑惑和不满。老师承认确实不妥，但要将古代人比拟现代人，只得从这些现代作家中勉强选出一位。
事实上，根本没必要将现代人与古代人相较，因为两者的时空环境迥异，然而这种心态在“台湾文学”随处可见。在空洞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没有过去的著作可以比较，只好拼命沾上中国文学的边。将陈冠学比拟陶渊明这一畸形组合便诞生了。魏晋以来，从未有人敢以当代陶渊明自居，怎料得一千五百年后在台湾忽然出现个陶渊明，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另一例就是将《台湾通史》与《史记》相比，《台湾通史》不过是地方上的历史，本来默默无闻。到了今天的台湾，却能与《史记》并驾齐驱。追根究底，“台湾文学”没有如《史记》、《资治通鉴》与《红楼梦》的著作。在这种极度缺乏内涵的情况下，只得一面排斥中国文学，一面盼望能以“台湾文学”衔接上它。
二、三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正好是班级导师，为人亲切尽责。在教授龙应台的课文时，老师指出龙应台实际上是“自由民主斗士”的投机分子，并强调殷海光、李敖等人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先驱。当然，这或许与我坐在台下有不少关联。但比起其他只会照本宣科、跟着课本美化作者的人，老师的这种精神在现代是非常难得的。但老师还是犯了作为国文老师的通病，即是从“制式作文”来评判学生的写作能力。有好几次作文题目太过无聊，我随便写写交差了事。老师便把我找去谈话，说我篇幅过短、主题不明等等，并指导我“写作技巧”，要我多花时间练习作文。不知等老师看过这本书后，想法是否还与当时评判我的作文时一致。
制式作文
古代汤显祖和袁枚等文人都擅长写八股，但从不将自己的八股文编入文集里。学校的作文我也写得很好，但我始终瞧不起它，因此不屑公开发表。
为什么说高中作文是制式作文？因为它不仅生硬地限定了写作格式，多数的题目又了无新意，使学生过于注重文辞修饰，而忽略了写作本质。其中，最无意义的当属抽象性的题目，只能让学生用尽各种譬喻、转化和夸饰的修辞，将一种东西描绘得天花乱坠，思想方面却显得贫乏；尤其在引经据典方面，学生永远只会那几句，甚至加入了现代作家的“名言”，缺乏丰富的学识。有补习班特别研发了“作文公式”，列出数十个常考题目，提供各题的写作架构，使学生在考试时能迅速掌握写作流程。补习班此招一出，学校老师当然加以反击，抨击补习班这套“作文公式”发挥不了效果。然而，针对联考这种水准的题目，套用“作文公式”确实是方便又能拿高分的捷径。
不论各校的题目水准，也不谈补习班的猜题精准度，联考的试题一出来，恐怕令所有平时认真练习写作的同学瞠目结舌。如今年初的“学测”，题目为“漂流木的独白”，要求考生想象自己是一个台风天的漂流木，描写劫后余生的心情与体悟。这种无聊幼稚的题目，竟可作为大学联考试题。另外，阅卷人员也证实，这次风灾南部民众受创最大，文笔自然更为动容，分数自然大大提升。同一个题目竟然可以因为考区不同而影响分数高低，这恐怕也是现今教育的怪象之一。
拿高分的基本条件是：首先要用五花八门的譬喻法描述风景。暴风雨来袭后，再用天花乱坠的夸饰、幼稚的拟人修辞描述经过。最后再用哭爹喊娘的语气总结。这种东西我当然写不来，因此我用较有趣的方式作答，改写《黄河颂》歌词作为开头：我站在高山之巅，望溪水滚滚，奔向西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想当然尔，这种题目我一定得不到高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因“黄河”而被扣分，毕竟阅卷老师的程度还远跟不上。
学校国文教师整体程度
我的两位国文老师都是认真尽责的老师，当然其他国文老师也有许多优点。然而整体看来，我认为师大附中的国文老师程度不高。程度不高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老师的内在修养，附中以学风开放自由闻名，然而国文老师们的教学视野是出奇的狭小，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举动。
附中的国文科有举办“每月一文”的活动，就是指定一个题目，让所有同学投稿参赛，优胜的作品展览于“至善楼”川堂。在一年级的上学期，班上的国文老师指定一个作文题目为作业，刚好就是“每月一文”的题目。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次是北京奥运那年5月，题目是“喜欢”。于是我以北京为主题，描述我喜欢新旧北京交替的美。过了几天，老师私底下跟我说，我的文章是全班写得最好的，原本想帮我投稿这篇文章，但因为阅卷老师有意识形态，因此不建议我去参赛。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了解师大附中的开放多元校风不完全是真的，至少在国文科方面是假的。
上课内容及方式是了解老师程度的方法之一，但评价总是因人而异。相较于老师个人的教学模式，指定的作业及考试题目显得较为客观。然而每位老师对教授班级指定的作业多大同小异，如出版社的“语文练习”、“补充教材”、指定的作文题目或是一些报告等。因此，“国文科教学研究会”所负责的全校一致的作业及大型考试，最能够代表一个学校整体国文教师的程度。
（本文摘自《李戡戡乱记》，李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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