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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2月01日 星期三

    天下没有白念的中学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2月01日   16 版)

        李戡,李戡的爸爸李敖,我,和读者你们,十七岁时也曾拿起一把无形的“刀”,从此人生砍成两半。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他出了一本书,《戡乱记》,一刀砍断台湾教科书想在他脑袋里塞进的垃圾,再一刀砍断整个岛屿想包围他的窒息窝囊。

        洪流把我们冲在一起,聚首于一本十七岁孩子写下的早熟之书,共同声讨六十年不变一路可恶的历代教科书。    ——陈文茜

        师大附中是台湾顶尖的学校,三年前,我以低于建中一分的分数考进了这所学校。过了三年,附中使我变得外向活泼,但在思想方面与学校的多元开放校风一点关系也没有。附中校风相当自由开放,各类竞赛、社团活动的创新多元都是其他学校少见的。然而,在课业方面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轻松,随堂考或平时考并不比国中时少,不少班级的自习课仍被考试占据,放学时间也延迟许多。

        在某些学科方面,我对老师的作为相当不以为然,尤其是国文科。学校老师大多数毕业于师范学院,但相对于学风的自由开放,许多老师却刚愎自用,助纣为虐。当然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点,我本也不愿相信,但在被老师暗算,经历各种荒谬怪诞的事情之后,我对老师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

        这篇文章记载我在附中三年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包括学科的教学与考试模式和附中特有的活动等。在学科教育方面,更有见微知著的作用。从师大附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内为外界所不知的现象,不但反映出其他学校的内部作业,也是活生生教改失败的体现。

        我的两位国文老师

        一年级的老师教学认真尽责,经常主动加课。老师常与我在走廊上谈话,师丈是我父亲的忠实听众,在美国居住时由老师将一集集的《李敖笑傲江湖》节目录影带寄去。在一年级休业式那天,我与老师在办公室长谈许久。对于期末考题目的不妥及老师在第一堂课说作家陈冠学是“现代陶渊明”一事,我委婉表达了疑惑和不满。老师承认确实不妥,但要将古代人比拟现代人,只得从这些现代作家中勉强选出一位。

        事实上,根本没必要将现代人与古代人相较,因为两者的时空环境迥异,然而这种心态在“台湾文学”随处可见。在空洞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没有过去的著作可以比较,只好拼命沾上中国文学的边。将陈冠学比拟陶渊明这一畸形组合便诞生了。魏晋以来,从未有人敢以当代陶渊明自居,怎料得一千五百年后在台湾忽然出现个陶渊明,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另一例就是将《台湾通史》与《史记》相比,《台湾通史》不过是地方上的历史,本来默默无闻。到了今天的台湾,却能与《史记》并驾齐驱。追根究底,“台湾文学”没有如《史记》、《资治通鉴》与《红楼梦》的著作。在这种极度缺乏内涵的情况下,只得一面排斥中国文学,一面盼望能以“台湾文学”衔接上它。

        二、三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正好是班级导师,为人亲切尽责。在教授龙应台的课文时,老师指出龙应台实际上是“自由民主斗士”的投机分子,并强调殷海光、李敖等人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先驱。当然,这或许与我坐在台下有不少关联。但比起其他只会照本宣科、跟着课本美化作者的人,老师的这种精神在现代是非常难得的。但老师还是犯了作为国文老师的通病,即是从“制式作文”来评判学生的写作能力。有好几次作文题目太过无聊,我随便写写交差了事。老师便把我找去谈话,说我篇幅过短、主题不明等等,并指导我“写作技巧”,要我多花时间练习作文。不知等老师看过这本书后,想法是否还与当时评判我的作文时一致。

        制式作文

        古代汤显祖和袁枚等文人都擅长写八股,但从不将自己的八股文编入文集里。学校的作文我也写得很好,但我始终瞧不起它,因此不屑公开发表。

        为什么说高中作文是制式作文?因为它不仅生硬地限定了写作格式,多数的题目又了无新意,使学生过于注重文辞修饰,而忽略了写作本质。其中,最无意义的当属抽象性的题目,只能让学生用尽各种譬喻、转化和夸饰的修辞,将一种东西描绘得天花乱坠,思想方面却显得贫乏;尤其在引经据典方面,学生永远只会那几句,甚至加入了现代作家的“名言”,缺乏丰富的学识。有补习班特别研发了“作文公式”,列出数十个常考题目,提供各题的写作架构,使学生在考试时能迅速掌握写作流程。补习班此招一出,学校老师当然加以反击,抨击补习班这套“作文公式”发挥不了效果。然而,针对联考这种水准的题目,套用“作文公式”确实是方便又能拿高分的捷径。

        不论各校的题目水准,也不谈补习班的猜题精准度,联考的试题一出来,恐怕令所有平时认真练习写作的同学瞠目结舌。如今年初的“学测”,题目为“漂流木的独白”,要求考生想象自己是一个台风天的漂流木,描写劫后余生的心情与体悟。这种无聊幼稚的题目,竟可作为大学联考试题。另外,阅卷人员也证实,这次风灾南部民众受创最大,文笔自然更为动容,分数自然大大提升。同一个题目竟然可以因为考区不同而影响分数高低,这恐怕也是现今教育的怪象之一。

        拿高分的基本条件是:首先要用五花八门的譬喻法描述风景。暴风雨来袭后,再用天花乱坠的夸饰、幼稚的拟人修辞描述经过。最后再用哭爹喊娘的语气总结。这种东西我当然写不来,因此我用较有趣的方式作答,改写《黄河颂》歌词作为开头:我站在高山之巅,望溪水滚滚,奔向西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想当然尔,这种题目我一定得不到高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因“黄河”而被扣分,毕竟阅卷老师的程度还远跟不上。

        学校国文教师整体程度

        我的两位国文老师都是认真尽责的老师,当然其他国文老师也有许多优点。然而整体看来,我认为师大附中的国文老师程度不高。程度不高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老师的内在修养,附中以学风开放自由闻名,然而国文老师们的教学视野是出奇的狭小,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举动。

        附中的国文科有举办“每月一文”的活动,就是指定一个题目,让所有同学投稿参赛,优胜的作品展览于“至善楼”川堂。在一年级的上学期,班上的国文老师指定一个作文题目为作业,刚好就是“每月一文”的题目。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次是北京奥运那年5月,题目是“喜欢”。于是我以北京为主题,描述我喜欢新旧北京交替的美。过了几天,老师私底下跟我说,我的文章是全班写得最好的,原本想帮我投稿这篇文章,但因为阅卷老师有意识形态,因此不建议我去参赛。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了解师大附中的开放多元校风不完全是真的,至少在国文科方面是假的。

        上课内容及方式是了解老师程度的方法之一,但评价总是因人而异。相较于老师个人的教学模式,指定的作业及考试题目显得较为客观。然而每位老师对教授班级指定的作业多大同小异,如出版社的“语文练习”、“补充教材”、指定的作文题目或是一些报告等。因此,“国文科教学研究会”所负责的全校一致的作业及大型考试,最能够代表一个学校整体国文教师的程度。

        (本文摘自《李戡戡乱记》,李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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