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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收获》提高稿费的消息，《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涨！“《收获》提多少，我们提多少。”
《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从2010年第12期开始，稿费将提高至千字200元以上，最低稿费标准将是原标准的两倍，优秀稿件可达到原标准的五倍以上。
多年来在市场竞争中略有边缘甚至捉襟见肘之窘况的纯文学刊物，如何应对此次巨大的挑战，稿费上涨是能够真正刺激文学原创的生产力？
涨是“追补”
据记者了解，《收获》等杂志此次提高稿费标准是因为上海市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中拨出专项资金给予扶助。据悉，今后每年该基金都会为有关杂志注入新资金以保证稿费的发放标准。《收获》和《上海文学》两本杂志得到的拨款一年合计为200万元，首期拨款的年限是3年。
“《收获》此前的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这是二十多年前确定的，低稿酬远远不能体现作家劳动创作的价值。”《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举例，作家李辉给《收获》写了一年的“封面中国”专栏，即关注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的故事，涉及很多背景，要去图书馆借阅很多资料，英文的还要进行翻译，付出的劳动很多，但所得的稿酬却不能完全体现这些。他们一直想提高稿酬标准，但是《收获》没有国家拨款，完全靠自负盈亏，仅凭刊物的发行收入来提高稿酬，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听到《收获》提高稿费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收获》提多少，《人民文学》也要提多少。但是对于稿费来源问题，李敬泽并未透露。
“本来稿费应该是波动的。今天买棵白菜的价格和明天就有可能不一样，但稿费却多少年不变。稿费不动不利于文学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原创写作。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就体现在作家的笔头上，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李敬泽说，提高稿费是大势所趋。作为一线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面对的读者群和作者面和《收获》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在稿费这个问题上不会犹豫和等待。“文学作品稿费的提高，其实是一种‘追补’的行为，是对作家劳动合理和公平的报偿。”李敬泽认为，多年来稿费不动是不正常的，其中涉及的原因很多，《人民文学》也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既然有人做了初一，就得有人做十五。”
与李敬泽的态度截然不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主编潘凯雄斩钉截铁地表示：“《当代》不会跟着涨稿费，但不等于不会有针对性的调整。”
“要么大家都‘吃财政’，要么都到市场中比拼，否则没有可比性。”潘凯雄说：“《收获》、《上海文学》提高稿费，是属于政府行为，我们是市场行为，没有可比性。”他表示，《当代》早已经市场化，他们会根据整个市场情况调整稿费。
《星星诗刊》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坚持发稿费的诗歌刊物之一，但稿酬也是很多年不变的千字（10行）25—50元。
《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在上海的文学期刊提高稿酬没有公诸之前，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专门来做过一次文学刊物经费的调研，已经有了一些设想，这次上海的举措对于本地调研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经费有望落实，我们会考虑提高《星星诗刊》的稿费。”
梁平认为上海在全国开了一个好头，对于扶持纯文学刊物，和肯定作家劳动成果，都具有明显的积极的意义。“上海经济实力强是一个优势，各地扶持的幅度可以不和上海去攀比，但是上海对公益性事业扶持的姿态和决心，却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而决定的，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解决了认识问题，扶持幅度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逐步调整的，关键是认识上能不能像上海一样到位。”
有望“破冰”
首先享受《收获》高稿酬待遇的将是黄永玉。程永新说，《收获》近期连载黄永玉的作品，付出的稿酬很少，这次提高稿酬后，首先给黄永玉多发稿酬。2010年《收获》第6期将发表60多封巴金与曹禺的通信，这些信件多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展现了两位文学巨匠多年的友谊。接下来，《收获》将约请李辉开专栏，讲述80年代、90年代文化名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电影”栏目也将继续保留下去，并进一步提高水准，力求真实反映文化界电影界的状况。2011年的第1期、第2期《收获》，还将重头推出王安忆的与过去创作风格迥异的新小说。
在作家刘庆邦的印象中，自己拿到的第一笔稿费是38元。
“1972年，我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没地方发表，一放就是6年。直到1978年，小说才得以发表，8000字的小说领了38块钱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夫人说这钱不能花，得存着。”刘庆邦回忆，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没有稿费的概念的，比如去宣传部写新闻就没有领过稿费，有时候甚至不署名。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有稿费。
在梁平的印象中，第一次拿到稿费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记得第一次稿费是四川日报发的，一首几行的小诗，4元钱。这个数在当时是可以请朋友们大吃一顿的。现在一首诗的稿费，估计只能在家炒一个菜请朋友。如果说变化，那是变得惨不忍睹了。”
22年前，一个短篇的价值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到2010年，按一般刊物所执行千字百元的标准，刘庆邦8000字的短篇，拿到的稿酬是800元。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社会蓝皮书》主编之一李培林透露，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从不到400美元增加到800多美元，到了2008年，已超过3000美元。社会学家陆学艺称，到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GDP有望达4000美元。同样的付出，1978年稿酬相当于一月工资，2010年稿酬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月工资。
梁平认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稿酬标准已经严重脱离实际了，数十年不变不说，数十年前确定的稿酬也是根据当时“从低”原则确定的，此后就从来没有再研究过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应该调整。尤其各地财政实行“零基”预算以后，似乎已经无人过问文学刊物的死活，每个地方政府作为公益性事业扶持的纯文学刊物，就再也没有增加过经费。以四川为例，“零基”预算的经费落实到每个文学刊物，几乎都有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缺口。所以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许，这一状况在《收获》杂志宣告提高稿费标准之后将得以改善。
文学刊物的发展需要支持，由政府调拨专项资金“涨稿费”，对文学创作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作家的创作固然不是冲着稿费，很多是出于对刊物的信任，但高稿费能给作家带来实际的收益是毫无疑问的。程永新说，希望借着提高稿费的东风，组到优秀作家的作品。作家们固然不是为了稿费写作，但是编辑约稿时却不自觉有了底气，而对于作家的影响也非同一般。比如一位不是很畅销的作家，在《收获》上发表一篇15万字的作品，如果按当下文学出版物的发行状况，能发行一万册也算可观，版税也就几千元；而《收获》稿费远超过版税。
“希望会刺激作家拿出好作品。”程永新说，同时对于编辑们也是重大的考验，需要他们眼光敏锐，努力提高水平，真正组到高质量的稿件。
《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陈东捷说，《十月》杂志一向稳定，以写实风格为主，定位不会改变，“新干线栏目”从1999年开办以来，受到新老读者的肯定，散文栏目将从2011年起推出学者费振忠对于乡村真实的生存状况的关注。
中小型文学刊物如何生存
如果说此前，韩寒主办的刊物推行封面推荐的原创文章千字2000元、普通稿件千字1000元的标准（是行业标准的10到20倍），尚属“个别案例”，那么《收获》此举不亚于给沉睡了二十多年的期刊稿酬当头一棒，再次唤醒了众多文学期刊的“市场意识”。
如果按原有的稿费标准，按一期刊物40万字，一期将支出近4万元稿费；如果稿费翻一倍，一期将支出8万元以上稿费，一年稿费支出将不会低于100万元。《十月》常务副主编程东捷算了一笔账。
大概很多主编也都打过同样的算盘。稿源竞争已呈白热化趋势，如果不相跟着上涨稿费，自家的刊物很可能有出局的危险。
创刊于1978年秋天的《十月》，在当时是头一家大型双月刊文学刊物。最早繁荣于这一阵地的是诗歌和短篇小说，随后两年，中篇作品量突飞猛进，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铁凝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和后来获得鲁奖的《永远有多远》……都是在《十月》首发的。全国中篇小说奖前三届获奖作品中，曾在《十月》发表的超过四分之一，甚至有一期刊物上发表的三个中篇都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
但是近几年来，从作家们的创作热情看，长篇明显高于中短篇小说。陈东捷说，现在知名作家中短篇写得少，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仍在坚持，再就是处于创作上升期的年轻作者在中短篇创作方面下功夫比较多。“稿费提高后有可能促进中短篇创作。稿费是衡量刊物的标准，但不是惟一标准。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定位。”陈东捷分析，其实很多作家写作并非以稿费为目标，而是缘于内心的创作冲动。他们的作品也往往是冲着和刊物的老交情，对于扶持过自己走上文坛的刊物，作家们往往怀有深厚的感情。
传统文学刊物中的“四大名旦”纷纷提高稿费，那么中小城市的文学刊物如何生存？名刊+名作者+高稿酬，单是一项就足以对其他刊物构成威胁，何况“三箭齐发”？
李敬泽却认为，这只是个“假问题”。因为作家的产量是固定的。不论稿费提高多少，作家们不会因此多写多少作品，“一年写三个中篇就算多了，这些作品多半也是给大刊物，对有的刊物来讲，不论稿费多少，作家都不会去写。”
高稿酬能引来好作品吗？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人才与环境的依附关系，在文学创造中是否能得以见证？
稿费和作品质量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没有关系。李敬泽认为，文学刊物重要的是保持品质，处在中国文学原创前沿位置的《人民文学》将一如既往向这方面努力。除了继续今年提出的“非虚构写作计划”，还在酝酿比较大的计划，还会采取大的措施，更有力地参与到公众的文学生活中去。过去报刊亭上见不到《人民文学》，明年将有1400多家报刊亭上出现《人民文学》的倩影。李敬泽说，调整稿费后，他们会在发行上下更大的功夫。“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可能将提高稿费理解为争夺有限的名家资源，我想还会高度地争取名家资源，同时对现代文学写作的趋向，对新的作家新的写作方式给予更多的关注。”
“稿费提高是对文学原创力价值观的改变。”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的作家刘庆邦认为，原创和改编之间，一直存在价值倒挂问题，一万字的短篇小说，稿费最高一千元。可是改编成电视剧，同样的字数，改编付出的劳动不见得比原创高，稿酬可能是2万至4万元，是小说原创的20倍甚至40倍，显然是不合理。
对于刘庆邦本人来说，提高稿费与否对他都不会有太大影响，稿费并不构成其写作动力。甚至不拿稿费也会写，因为写作已成为精神需要和心灵需要。但是，他认为，改变稿费以后，会“小小”地接近一下“应得价值”。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推动原创，更好地挖掘原创的潜力。时间长了，对整个中国文艺的风气会有积极的引导。刘庆邦说，稿费提高有可能吸引一些作家回到原创上，提高原创的积极性，让不合理变为合理。而不重视原创，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学水平显然不利。
在梁平看来，稿酬在严格意义上与作品质量无关，只是对作家劳动的认同。低稿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作家劳动的歧视，与其他劳动相比是不公平的。稿酬的提高尊重了作家劳动，自然有助于文学生态的发展，包括前面所谈到的纯文学刊物的发展，这样才有良性循环，也毫无疑问会有效地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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