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化”的中国形象

    1943年，当宋美龄登上美国参众两院的讲台时，可能连她都没有想到，她的演讲竟会引起那样巨大的轰动。当时的宋美龄侃侃而谈，回顾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强调双方当下及未来的共性，以期罗斯福政府进一步援助中国抗战，对其“欧洲优先”的战略偏向有所纠正。当时的美国媒体对宋美龄的赞美众口一词，说她清晰的演讲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几乎可以和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相媲美，又说她优秀的西方教育背景、良好的个人品德以及手中握有的权力，堪称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一时间，美国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达到顶点，在民众普遍的意识里，都相信中国和美国有着共同利益，在宗教观、价值观和民主追求等方面，两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在美国北佐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看来，美国人眼中这种不切实际的中国形象，不仅和宋美龄扮演的不具代表性的完美中国人形象相关，卢斯的时代媒体帝国的不懈宣传，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游说奔走，甚至连赛珍珠的中国小说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新著《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分析了上述多种因素对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形成的混合建构，全书条理清晰，资料详实，对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美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生于中国，拥有全美发行总量第一的《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美国人卢斯，无疑是典型的“中国控”。早在北洋时期，《时代》杂志就将吴佩孚请上杂志封面，称他为统一中国的希望之星。到了国民政府时代，中国走向统一，经济有所发展，对无比热爱中国的卢斯来说，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显然是将中国从黑暗引向光明的领袖，于是在十几年内，蒋介石数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卢斯旗下的其他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更是不遗余力，如持续强调中美历史和地理的相似性，正面展示中国官员和中国军队，聚焦中国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正在实现全面的文化和精神上的转变，日益成为一个坚强的、极具凝聚力的、欣欣向荣的崭新国家。

    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对中国的美化在于，让美国人民看到了朴实、文明、道德化、带有进取精神的中国平民形象。赛珍珠在这部田园风格和乌托邦色彩浓厚的小说中意欲表现的中国农民坚韧、自尊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与美国先民开疆拓土、建立基业的进取精神不谋而合。因此小说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不但荣获普利策奖，被改编成戏剧，甚至被好莱坞打造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殊荣。《大地》系列作品的流行对美国各阶层民众造成的影响空前广泛，让美国民众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如果说卢斯的媒体帝国让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这一国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赛珍珠提供的这样一种浪漫化、带有异乡情调的底层中国平民形象，无疑对中国整体形象的树立起到了巨大作用。

    美国联合援华会的功劳，在于强调中国抗战的坚强意志，将战争的苦难叙事凸现于美国民众眼前，以获取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同情。要达到同情效应的最大化，卢斯式一厢情愿的溢美叙事显然是最佳手段。于是这个由深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组成的群体，在抗战数年内对美国民众进行了全方位的关于中国的宣传轰炸。不切实际之处比比皆是，如宣称中国百分之五十的官员都是由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基督徒，中国是美式民主的坚定追随者，中国是美国精神上的同盟军，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他们那里也是宣传的重点之一，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千年的文官选拔制度保证了全民的机会均等，从不存在特权阶级等等。总之，这种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过分溢美，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

    不可忽视的还有，卢斯等少数西方人，与晚清的赫德、李提摩太，民国的司徒雷登一样，热爱中国文化。不过，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正如周宁在《天朝遥远》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文化潜意识的欲望和恐怖，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杰斯普森亦抱有同样观点，认为以上几种力量建构出的这个不切实际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美国人自身梦想的反映。

    具体而言，美国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由于其光荣的建国历史，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强大雄厚的国力，使其有一种天命感，相信自己是普世价值的最佳承载者，并有将这一价值推广到全世界的义务和激情。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首先，它的最高领导人信仰基督教，其夫人是标准的美式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向往美式文明并抱有走自由民主道路的意愿。其次，和美国文明迥异的中国，正好处在新旧过渡的文化变革时期，对于国内亿万无信仰的民众，基督教信仰可能是救赎他们最好的武器。第三，和文化同源却自成体系的欧洲相比，中国对美国显然更为友好，并更容易接受掌控。于是，在“美国世纪”中，美国想象的中国，被选定为实现美式价值的实验所。

    异国的中国想象，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使在资讯极度发达，国际关系智囊水平极高的今天，对中国的认识也可能高度失真，否则“黄祸”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可笑误解就无由产生。为人熟知的要数启蒙时代以前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基本由“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重积极形象构成；而在西方确立了自身的现代性以后，这一形象转变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同样，在贫穷、愚昧、落后、东亚病夫、义和团、傅满洲等负面的中国形象淡出西方视野之后，由于阴差阳错和风云际会，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一群“中国控”的主导下，逐渐变得伟大、优美、正面、光明。

    其实，相对于这种溢美本身，该行为的后果可能更值得研究。遗憾的是杰斯普森在这方面未有深论。就明显的方面来讲，此种溢美直接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抗战援助，加速了中国胜利的过程；将中国提升为世界四大国之列，前所未有地增进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废除了《排华法案》，在结束种族歧视，促进人类平等的道路上取得进步。那么略微隐晦的方面可能在于，由于形象严重失真，以及对中国情况的错误估计，或多或少地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方向和部署。因此当1949年以后，美国上下都在追问反思“为何失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不意识到，此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