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罗振玉早期甲骨文研究札记

    罗振玉在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但对于他何时开始进行甲骨文研究，甲骨学史家的意见大多认为是1910年他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出版之后。吴浩坤、潘悠先生所著《中国甲骨学史》在介绍早期甲骨文研究情况时说：“甲骨文研究的初期阶段，包括1899年至1927年近三十年的时间。其中，前十年的研究者仅孙诒让一人而已。”称孙诒让为甲骨文研究前十年中唯一研究者的理由，是孙先生根据1903年刘鹗所编《铁云藏龟》中所提供的甲骨文资料，撰写了解释甲骨文字著作《契文举例》。该书撰写于1904年，但是在甲骨文研究的前十年内并没有出版，而是13年后的1917年由罗振玉据手稿出版。罗振玉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序中曾谈到对该书的印象：“亡友孙仲容徵君诒让，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见寄，惜亦未能洞析奥隐。”从罗振玉行文的口气看，对该书有些失望。我们推测，假如罗振玉本人对刚刚发现的甲骨文没有进行过初步研究，或者说没有一点心得的话，恐怕不会盲目地否定这一成果。但他当时究竟有哪些心得，人们又不得而知。因此将他排除在甲骨文研究前十年之外，是可以理解的。最近我们整理旅顺博物馆藏罗振玉手稿时，发现了数条罗振玉写于1901年的有关甲骨文研究札记，经过认真分析，初步认定，这正是罗氏最早的甲骨文研究“心得”之一。

    札记载于罗振玉始作于光绪庚子年（1900年）的《置杖录》手稿中。该书在罗琨、张永山先生著《罗振玉评传》一书所附“罗振玉学术活动编年”中有记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35岁，成《置杖录》1卷，收录历年笔记所得。”考察1947年刊《置杖录》，其所据系残本，仅存20余条，与旅顺博物馆藏手稿本相较少30余条，其中不见有关甲骨文研究札记。旅博藏手稿用行草分别书写在有绿色丝栏的稿纸上，用纸捻装订，封面有罗振玉亲笔用隶书题写的“置杖录”三字。旁楷书署“庚子纪岁暮春尗（见图五）识首”。（见图一）正文前有小序曰：“志学以往，为考订之学者逾十年，壮岁稍稍从事用世之学。丙丁纪岁专意学稼，旧业放弃，都不复省。今年春索居无俚，复涉猎往籍以遣离忧，偶得短义，信笔记之。远取丈人置杖之文，近师南耕辍耕之意，颜之曰《置杖录》，积习未忘，聊复尔尔，不值一笑也。庚子暮春，尗（见图五）父。”名下钤有“罗振玉印”白文方印，文字中有增改痕迹。（见图二）手稿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所见所得金石书画的笔记，除庚子前作的笔记外，还补录了一些辛丑年间的笔记，而这些笔记大多与刘鹗有关，达十余条之多。因为该书不是专著，偶得随记，自庚子年始，到辛丑年（1901年）停止。值得注意的是，辛丑年正是罗振玉首次于刘鹗处见到甲骨文的年份。罗氏在1912年所编《殷墟书契前编》序中回忆说：“光绪二十五年，岁在己亥（1899年）实为洹阳出龟之年，予时春秋三十有四，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故汉以来小学书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之编印之。”正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甲骨文的价值，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传播甲骨的重任。也是在他的“怂恿”和努力下，《铁云藏龟》在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影印出版。我们从前边序言中可以看到他第一次见到甲骨的惊喜，作为对传统金石学造诣很深的罗振玉，既有传播甲骨文的理想，一定不会默然置之，不努力进行研究。那么《置杖录》中所载有关甲骨文的笔记，便应当是他最早的研究成果。现按在笔记中的顺序移录如下：

    1.“金石之学，今人之博见远胜古人，丹徒刘铁云亲家于庚子秋都城乱后，于王文节公懿荣得古龟甲及牛骨三千余片，乃古人供卜用者。其刻卜词文字精绝，出吉金之上。考《史记·龟策传》：三王不同龟，四夷不同卜。又言：夏殷人以龟久则不灵，蓍藏则不神，故无藏者，周人始藏龟宝筮。又据杨方《五经钩渊》言：东夷之卜用骨，而刘君所得文字与龟正同，殆同时物，知灼骨亦古代之俗，非仅夷俗为然也，得此可补史书之缺。”（见图三）

    2.“刘氏所藏龟骨文字多不可识，与金文同者十五六，其卜字皆作（见图六）或作（见图七），无作卜者，片片皆然，此可证作卜者，乃后起之字也。” 

    3.“（见图八）字《说文》作（见图九），注（见图十）草也，象包束草之形，案，古鉥文作（见图十一），古陶器（见图十二）字作（见图十二），在龟骨文有（见图十三）字作（见图十三）。知（见图十三）本从（见图十四），从（见图十五），象以手（见图十）草以饲牛马之形。古鉥、古陶之从（见图十六），即（见图十四）字省，其作（见图九）者，乃后出之字，其形与义皆晦矣。”（见图四）

    4.“刘氏所藏龟卜文有（见图十七）字，与貉子卣之（见图十八）甚相似，岂古人书牢或从牛，或从羊耶，抑牛圈为牢，羊圈为  耶？”

    以上是《置杖录》中所载罗振玉1901年研究甲骨文的札记，也可以称作其最初研究甲骨文的论文。说是札记，主要指上文如第1条中，所引《史记》中的文字仅凭记忆，未及翻检史书，以至有些字句疏漏或颠倒。或许是他急于理清思路，暂且写下草稿，待正式出版时再做整理之故。我们称它是论文，主要指考释甲骨文（见图十三）字，够得上一篇比较成熟的短篇论文。如果将上述文字做一归纳，可以看出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基本思想。一是通过考证，初步论证了甲骨文是夏商时期的文字，不是周代文字，首次提出甲骨文“可以补史书之缺”的思想。二是“知灼骨亦古代之俗”，即提出借此研究古代卜法的想法。三是首次通过《说文》及金石文字，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探索古文字的演变，明确了甲骨文字考释的方法。这一基本思想可以说贯穿于罗振玉后来的甲骨文研究中，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加以完善而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将其不同时期的研究情况作一比较。

    首先我们看一下1903年罗振玉为《铁云藏龟》所作的序，为了方便比较，现摘引如下：

    “金石之学自本朝而极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环宝日益众，如古陶器、古金钣、古泥封之类，为从来考古家所未见。至光绪己亥而古龟骨乃出焉，此物唐宋以来载记所未道，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经史。”接着对古代的卜法进行了细致探讨，指出新发现的甲骨“均足为夏殷之龟而非周龟之确证。铁案如山，不可移易焉矣。”序文中虽未具体考释文字，但以札记中的认识为依据，明确地指出“至其文字之缔造与篆文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对甲骨文的认识，较之札记更明晰了。

    其次，尽管罗振玉自1903年至1909年间没有发表甲骨文的研究文章，但对甲骨文的探寻却没有停止。尤其1907年进入学部后，有机会更多地接触甲骨文拓片，并于1908年从古董商范某口中询得甲骨出土地不是汤阳，而是安阳小屯，为罗振玉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样当1909年，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寄来论文《清国河南汤阳发现之龟甲》与罗振玉进行研讨时，罗振玉才能够从容地写出《殷商贞卜文字考》这部著名的专著作答。他在该文序中描述说：“予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阳。其地为武乙之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乃一一剖析明白。”应该说《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的出版，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学科基础，也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甲骨学专著。最重要的是在找到甲骨真正出土地安阳后，考出卜辞中殷帝王的名谥，证明这里是“武乙之墟”，真正开启了以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基本思想，与《置杖录》中的研究札记是一脉相承的，即“证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另外，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章节上看，则更说明问题。该书共分四章：

    考史第一：一殷之都城，二殷帝王名谥。

    正名第二：一籀文即古文，二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笔划。

    卜法第三：一曰贞，二曰契，三曰灼，四曰致墨，五曰兆坼，六曰卜辞，七曰霾藏，八曰骨卜。

    余说第四。

    “余说”下不分节，简要地对前三章作了一个小结，接着对甲骨文契刻的形态进行了描述，并与金文作了比较。其中对甲骨文本身的赞美尤其值得关注，他说：“其文字之小者不及黍米而古雅宽博，于此见古人技术之工眇更逾于楮墨。”这不由地使我们想到1901年他在《置杖录》札记中，初次见到甲骨文时的惊叹：“其上刻卜词文字精绝，出吉金之上。”我们稍加比较，便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就是说当时他还没有能够理性地分析出“精绝”的内含，十年之后终于找到了其“精绝”之处，在于甲骨文的“古雅宽博”。应该说这也正是中国书法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难怪他认为“古人技术之工眇更逾于楮墨。”其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有另文专论，这里只是指出罗振玉甲骨文研究思想的前后一致性。

    从1901年罗振玉初见甲骨文时写的研究札记，到1910年《殷商贞卜文字考》专著的出版，都是围绕“考史”、“正名”、“卜法”三个方面来思考的。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在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还不能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说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发表意见。孙诒让先生是清末最有成就的卜学大师之一，他对甲骨文的考释有重要贡献，遗憾的是在资料掌握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撰写了《契文举例》和《名原》两部著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留下了诸多遗憾。王国维认为：“孙氏之《名原》亦颇审释甲骨文字，然与《契文举例》皆依据《铁云藏龟》为之，故其说不无武断。”正是由于他所见甲骨拓片有限，又未见到甲骨实物，比较分析的空间较小，有些关键的字释错，因此不能得出正确结论。陈梦家先生曾指出：“因为他不认得王字，故不知卜辞为殷王室的卜辞，因此在上卷页21—22列了祖乙、祖丁、祖辛、祖甲……南庚的名号，以为不一定是殷本纪中的祖乙、祖辛、祖丁，而可以是殷代诸侯臣民的名号。如此功缺一篑，令人叹息。”这大约也是罗振玉当年认为他“未能洞析奥隐”的一个原因。罗振玉则如前文所说一直在努力多方搜集甲骨及各家拓本，最终收集甲骨达3万片之多。不仅出版了《殷墟书契前后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还收集了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等资料，最终才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个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初版于1915年，共分八章，一都邑、二帝王、三人名、四地名、五文字、六卜辞、七礼制、八卜法。虽然在章节上比《殷商贞卜文字考》增加四章，但其基本思想与《殷商贞卜文字考》是一致的，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删订，同时增补了大量新资料，考释文字也达540多字。正如吴浩坤等先生指出的：罗振玉“1915年又撰《殷商书契考释》，其中大部分是根据《殷商贞卜文字考》增补和改写。”当然，其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仍然是《置杖录》札记中所使用过的，只是此时更加清晰，并从理论上作了阐述。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总结说：“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正是通过这种方法，罗振玉考释出了甲骨中包括“王”字在内的一些重要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对商代历史以及卜法进行了探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为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应该从1901年初次见到甲骨文，并写出最早的研究札记开始。因为这时他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甲骨文证史、考究文字源流、探索卜法的基本思想，并通过1910年的《殷商贞卜文字考》、1915年的《殷墟书契考释》逐步修正并完善，贯穿始终。至此，应该指出的是，新发现的《置杖录》手稿中关于甲骨文研究札记，可以证明罗振玉没有缺席甲骨文研究史上的第一个十年，应该也可以证明，罗振玉是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