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淑是谁？

    友人金兰嘱以“幽兰”为题制一扇面，已有年矣。因选初唐四杰之杨炯《幽兰赋》书箑以塞责。“赵元淑”即杨炯《幽兰赋》中语及之人也。全篇煌煌敷陈，不克尽录，谨据中华书局版点校本《杨炯集》卷一所载，略绍介之如次：

    全篇以“幽兰”为指归，敷演其芳、其色、其秀、其香……不一而足；又及于楚襄王兰台之宫，汉武帝猗兰之殿，更有兰若、兰亭、兰泽、兰陵、兰釭、兰麝、兰英……乃至灵均放逐，于是“为幽兰之歌”：

    幽兰生矣，于彼朝阳；含雨露之津润，吸日月之休光。

    美人愁思兮，采芙蓉于南浦；公子忘忧兮，树萱草于北堂。

    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赵元淑闻而叹曰：昔闻兰叶据龙图，复道兰林引凤雏……悲秋风之一败，与蒿草而为刍。

    所谓曲终奏雅，全篇悠然而止。于是，这才引出本文题目“赵元淑是谁”的问题。以杨炯之才望，竟在文章中将“赵元淑”大名附之于陈王（曹植）、灵均（屈原）之后，借其名，引其著以为终篇，洵非俊秀脱俗者莫属。此人名字惟隋代有之，即《隋书·杨玄感传》之后，有赵元淑的专传。其人逮籍博陵，乃父一武弁耳，从晋王杨广征战阵亡，于是得“袭父职”。但此人“性疏诞，不治产业，家徒壁立。后数岁，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见《隋书》卷七十本传）。看来，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之流，即使父辈打下江山，却未能蓄积产业。不过，算他一时运气，长安一位“家累千金”的富翁相中了他，竟将待字闺中的女儿许嫁与他。妆奁丰厚自不待言，又赠之以大笔财物，于是赵元淑像暴发户一样抖起来了。上面之所以说附于《杨玄感传》之后，是因为后来他牵涉入隋炀帝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叛乱的事件之中。杨玄感是隋朝开国元勋杨素之子，官至礼部尚书，袭封楚国公。叛乱只短短几月就以失败告终，结局是杨家满门抄斩，开国元老的杨素绝了后。赵元淑也以斩首，“籍没其家”收场。

    这样的人物，能步《幽兰之歌》而叹颂出“昔闻兰叶据龙图……”？实令人瞠目骇怪之不置。何况杨炯一生“恃才凭傲”（《唐才子传》语），藐视群僚，对那些不学有术而跻身高位者，更是不屑哙伍。对于“初唐四杰”的排名，他曾有“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名言，足见其自负与倨傲。有人说“愧在卢前”为谦语，以愚见，杨炯一生何尝谦逊过？要知道，卢照邻比杨炯年长二十岁，说“愧在卢前”乃就年辈言之，且为后句“耻居王后”权作铺垫耳。如《旧唐书·文苑传上》引张说评语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洵非虚誉也。还有个“麒麟楦”的损语也出自杨炯之口。意谓毛驴子充作麒麟的装扮，仍是驴而绝非麒麟，以挖苦那班袞袞朝士的装模作样，虚有其表，见唐人张  笔记《朝野佥载》。就是这样一位杨炯，他怎么可能在撰写如此无丝毫尘世烟火气的《幽兰赋》中引用隋代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人呢！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隋文》也绝无赵元淑的片言只字，因为压根就不是读书种子，连附庸风雅唱个歌谣之类也未曾有过。

    假若没有明代书画家杜大绶的存世作品在，这真是个千古之谜而永远无法解开了。杜大绶，字子纡，明代吴县人，擅绘山水草卉，尤精于书法。从他传世的精书小楷，其师法钟、赵，并受乡前辈文徵明的影响自无可讳言。据《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四所载，晚年七十多岁，尚能以工楷抄完八十一卷的《华严经》全文，成为传世的精品。杜大绶之楷书功夫，在明代即负盛名。本文所指其存世作品乃一幅贴落立轴《幽兰图》。画面下方是几丛幽兰错落于山石之间，画的上方恭楷抄录杨炯的《幽兰赋》全文，洋洋数百余言，字字秀挺，笔笔老到，非大家斫轮而莫逮。《幽兰赋》全文最后的“赵元淑闻而叹曰”，杜大绶的笔下却是“赵元叔闻而和之曰”。“元淑”原来是“元叔”！真让人茅塞顿开，又豁然解颐。赵元叔、赵元淑怎么可能扯到一起？这千古之谜，实千古之笑柄！

    按，元叔是东汉学者、文人赵壹的字，古代为表示敬重多称人物的字号而不称名的。赵壹的事迹见《后汉书·文苑传》或《琅琊代醉篇》卷二十。其人“恃才倨傲”，所著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见《后汉书》本传。一读他的《刺世疾邪赋》中“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不难想象，五百多年以后的杨炯，不仅“赋”的笔法受其影响，为人处世亦几乎如出一辙。因之，杨炯《幽兰赋》末段所引，不拘“闻而叹曰”还是“闻而和之曰”，必是“赵元叔”而绝非“赵元淑”，是可为定谳，无容置辩。

    杨炯的作品旧称《杨盈川集》，因他当过盈川令且卒于官。新旧《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为三十卷，到宋代辑为二十卷，见《崇文总目》。至明代则只剩十卷了。散佚的脉络如此，奈何！北宋李昉、徐铉等纂辑《文苑英华》就收载了杨炯的这篇《幽兰赋》，因而有幸没有散佚湮灭于天壤间，也是今本《杨炯集》收录的根据。据《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传世的《文苑英华》是明代万历年间所刻，说明既非宋本，也不可能是唐代原文了。四库馆臣又称“宋代已无善本，近日所行，又出明人所重刻，承讹踵谬，抑又甚矣！”可知，用《文苑英华》作底本校勘古籍，是需要多留个心眼的。清代修《四库全书》所收十卷本的《盈川集》乃明代万历间童佩（一作“珮”）裒集诠次，其功自不可没。只是童佩乃书贾出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卷中有绍介之文，说童佩“从其父以鬻书为业，往来吴越间。少不能从师塾，从其父挟  问字，辄能通晓意义”；又说他曾师从著名文人归有光，“得其指授”云云，相比于书画家的杜大绶来，仍可说一间未达。仅就《幽兰赋》这一篇文章而言，愚以为杜氏所据版本优于童氏《盈川集》，亦即今中华版的《杨炯集》。

    当代著名学人陈子善先生曾提过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当今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沟通很不够，学术界对收藏界的发现经常不闻不问”。子善先生所担忧的，正是我这里所谈的，实则多年就已存在的问题。当然，对于整理古典文献的人，要求他们同时也爱好古代书画作品，并从中找到版本校勘的根据，这似乎未免过苛。孔子所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还说“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之”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不难做到的。大约二十年前（已记不清确切年月），南京大学李开教授邀约，在南大留学生院小住问学，曾见杜大绶《幽兰图》于南京博物馆。彼时尚无今天之数码相机之类，故所拍照片效果欠佳，但“赵元叔”三字及落款“万历乙卯春二月望日杜大绶画并书”仍然清晰可见。中华书局若再版《杨炯集》，不妨去南京博物馆实地采录，以将《幽兰赋》中的“赵元淑”改正为“赵元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