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鸿飞那复计东西

    一想到林毓生“勇斗记者”的一幕，我就直乐。别看老头儿八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慢吞吞的，脑子却灵得很。记者嘛，常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将采访对象工具化，心里已经想好要写一个什么报道了，自己不能站出来说话，只好借大人物的嘴说出来，于是便引着被访人这么说，那么说。而被访人呢，有糊涂的，就被牵引着这么那么说了，有清醒却功利的，就跟着说呗。

    可是这一套用在林毓生身上，就出问题了。他总也不配合，老跟记者逆着来。“你这样说不对（不准确）”，“我不这么认为”，“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后来我发现了，他的“逆”，多在三种情况下出现：全称判断、道德评价和政治语言。对于这三者，他几乎有本能的敏感和反感。  

    他说到海外的谁谁、谁谁谁都和他的观点一样，随即便叮咛记者：报道用我的名字可以，用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一定要他们本人同意，我不能代表他们发言。媒体是公共舆论，有别于私下的聊天闲谈；朋友的私交再好，各人的言论和公共形象还是各人负责。对这些界限的警觉，几乎是林毓生的本能。

    他做演讲，会自己带个小闹钟上去，时间一到，自动终止。他说再讲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不理解这种严格分明的界限，就不能真正理解自由。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有一次，师生坐在草地上聊天，林毓生顺口评价说，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海光顿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林毓生乐于说自己是老北京，他说得一口京片子，小时候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还能喝豆汁。因为父亲从事纺织轻工业，产业越做越大，林毓生7岁的时候，便随家人从沈阳来到了北平。他还记得家里的下人多是满人，教给他很多礼节和待人处世之道。他也记得冬天的早上，一出家门，总能看到路上冻死的人。那时他就想，好的国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要为我的国家做点什么。

    林毓生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优越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培养了林毓生某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我在读全国最好的中学，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后是走在国家最前列的人，中国的未来要取决于我们”。所以，他要读最好的书、最难的书，以后要做最重要的事。我甚至怀疑，林毓生骨子里有点贵族式的考究和“傲慢”，他出门要坐商务舱，对吃住都有要求，他的学生都有点怕他，他说话干脆，直言不讳，自称“我很厉害的”。

    另一方面，对于知识的敬畏和虔诚，通过老北京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直渗透到林毓生的骨子里。他常去各个书店看书买书，当时他不过十来岁的小孩子，店员见了都很客气，以“您”相称，恭送“慢走”。那份由衷的恭敬，是给知识和文化的。小小的林毓生与知识为伴，心里很受用。

    1948年，父亲决定移居台湾。但家里的钱不够，结果，买半价机票的林毓生和弟弟妹妹们都走了，而正在读大学的哥哥却留了下来。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在兵荒马乱之际，亲兄弟天各一涯，其间的距离，不过半张机票钱而已。

    到台湾后，他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是最好的大学，而报考历史系，则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1954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大学，结果却领教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当历史被当作学问来做时，看重的是考据、史料、故纸堆，这种“学究做派”与他报考的目的背道而驰。看来，通过攻读历史来深化思想是缘木求鱼了。所幸那时候，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导师——殷海光，也由此奠定了思想中那些终始不渝的基石：自由、公正、民主、宪政、平等、自我、理性、宽容……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有一次，师生坐在草地上聊天，林毓生顺口评价说，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海光顿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但思想带给人的往往不是快乐，而是沉重和抑郁。没有力量的人是承受不了思想的压力的。林毓生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思想不能承受之重”的时期。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消沉又萎靡。当时已经是蒋介石统治的末期，但专制统治的现状仍然让他失望透顶，对于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几乎不抱希望。一方面，他只想沉溺于纯学术中，“钞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不能忘怀于民族的未来。

    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林毓生认为，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自己的智识成长。

    林毓生不知道的是，在这样的精神痛苦中，幸运女神已经在门外偷窥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Donald Lach教授到台大去讲学，因为是英文授课，没有学生去。系里便要求英文不错的林毓生和另一个女生去听课。课程结束后，林毓生鼓起勇气提出，他想毕业后去芝大追随哈耶克。当时哈耶克凭借《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已经毫无异议地跻身于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列。

    Donald教授答应给他写推荐信。如此因缘和合，26岁的林毓生得以赴美留学。1960年的秋天，因为还没有获得最高奖学金，林毓生一边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俱乐部餐厅当服务生，一边开始了艰难的学术探索。他曾说，学者最重要的，是在学术生涯形成阶段，也就是读研究生那几年，培养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学术探索能力。幸运的是，他的学术奠基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完成的。

    社会思想委员会实行的是很贵族化的学徒制、导师制，精英教育，一个教授和一两个学生单独约定上导师课（tutorial），每周或每两周一次，讨论经典书单内容，写篇小论文。林毓生读书的时候，委员会里有9位教授，只有十来个学生。给林毓生授过课的有大名鼎鼎的西尔斯（Edward Shils）、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博兰尼（Karl Polanyi），甚至包括艾略特（T.S.Eliot）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讲俄国法国文学）。

    老师们格调各异，各有风范。哈耶克很绅士，60多岁了，一下课就要站起来帮女学生穿大衣。他是极少数身为教授而不用秘书和助教的，自己打信件，还常常打错别字。他沉默寡言，很少主动指导学生要如何如何，必要学生提出问题了，他才回答。如果学生没准备好问题，师生就得“相对无言”了。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林毓生认为，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自己的智识成长。这就是所谓知识贵族的自制，自由主义者的自制，自由和平等写进了骨子里，融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中。

    相对而言，倾向于共和思想的阿伦特就不同，学生讨论到最后，她总是要作总结、给结论的。这个老太太一头白发，很美。她的导师课是讲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每周六下午一点半上课，课间休息25分钟，她会打开一瓶法国红酒，请学生吃她自己做的小点心。喝下午酒是典型的欧洲风格。

    至于上课的内容，就是读经典。他们必读的书单包括，柏拉图的对话录（一般总会包括《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荷马史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莎士比亚的悲剧、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亚当斯密、休谟、卢梭、康德三大批判，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马克斯·韦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红与黑》等。

    读完这些称为基础课程的经典，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就可以撰写博士论文了。

    林毓生对1963年的博士资格考试印象深刻。考试由老师出六道题，分成三组。学生从每组中选一题，一共选三个题，拿回家去做，完全开放，可以查任何资料，只要在五到七天内完成三篇论文。

    林毓生的母语是中文，所以考试时间批准为一周。头五天，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后面两天连轴干了48小时，一点儿都没睡。如此拼命，却不是例外。别的同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熬出来的。林先生的一个同学，在博士资格考试前几个礼拜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休养了半年后才回家。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林毓生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这时他又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一方面，他可以对西方思想做纯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怀从中学就开始的对中国命运、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个夏天，他没法决定做什么研究，有时整个下午待在图书馆，看的书却一点都不记得。

    后来，还是哈耶克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林毓生。哈耶克并没有告诉林毓生应该怎么办，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越俎代庖。但哈耶克说了他在遇到同样问题时是怎么做决定的。“我所有的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学术应该是有生命关怀的。林毓生很清楚，他最想做的事情，也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搞清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会失败。从那时起，林毓生真正有了自己的学术方向。

    理解林毓生的关键，或许是他对政治始终不渝的兴趣。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共事务”。跟林毓生聊天，他偶尔也会夸自己的夫人祖锦聪慧高明，或者从当心脏科大夫的儿子开始讨论“医学处于科学和艺术之间”。但总的来说，林毓生一辈子都在说的话，只有两个关键词：一、自由，二、中国。他盼望着中国越来越好，期待着中国的公共事务能越来越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