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一本评述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法国知识分子——福柯、萨特、克里斯特娃、索莱尔和戈达尔等人——所产生之巨大影响的学术专著,不久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历史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在所著《东风吹: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六十年代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一书中,分析了法国文化界五十年前愈演愈烈的左翼风潮,寻找其历史、文化和国际政治方面共促的成因,如知识分子固有的乌托邦幻想、底层社会运动,以及来自中国的直接影响。他认为,这些左翼知识精英对中国的政治并无真正了解,而只把来自东方的口号借为己用,以求促成法国的社会变革。法国的左派学生们亦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用于发泄对日常生活的不满。
萨特曾专门写过一本《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书名系对红卫兵口号的法式解读。他试图在造反与理性之间搭建哲学的桥梁,强调造反的理性和理性地造反,甚至呼吁建立人民法院,以反抗资产阶级司法制度。
克里斯特娃也写过一本《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 Des Femmes,赵靓中译本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于今年3月),戈达尔则拍了一部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福柯同样积极鼓吹“人民的司法”,并通过对法国监狱系统的深入调查,发展出了一整套权力与规训的哲学,终成大师。
索莱尔则主编著名的《泰尔格尔》(Tel Quel)杂志,追逐着所有的政治时尚。他由新小说运动转向斯大林主义,再支持毛泽东主义,而后又为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中间派主张摇旗呐喊。1974年,泰尔格尔团体的成员访问了中国,亲眼所见的一切令他们激动不已,尽管有位团员向导游抱怨,说只看到了主人刻意安排的好的一面,导游回答他:“我们给你们看的,正是你们想看的。”
克里斯特娃也是团员之一,并在回国后火速写出《中国妇女》一书,赞扬中国女性的解放,即使在40年后为该书再版所写的序言中,这一观点亦未改变。
《东风吹》的封面是一幅穿军装、微笑挥手的毛泽东版画像,身后则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法国版图。当年风暴的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以至于到了2007年5月3日,法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作为社会党的竞争对手,尼古拉·萨科齐竟在蒙彼利埃的一次集会上,这样鼓动其右翼的保守选民:“我们还剩下两天,就能对六八年的遗产说再见!”这种耸人听闻的许诺,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对六八遗产如何评价,仍然是困扰着当代法国的一大问题。
法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奇特,或许也是最迷人的一个群体。无论如何,当年驱动着法国知识精英们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本来面目已相去甚远。与其说他们是被那些口号、语录、万人欢腾的画面大大地感动了,毋宁说这是他们自己想像中的一场完美的社会革命。强劲的东风吹荡着法国,所幸在这儿没有太多专制主义的种子,它最终与遍地生根的反专制的传统花蕾结合,造就出多位大师级的人物,同时留下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