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萧伯纳是17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他创作的小说和剧本深刻地表达出了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问题、同情被压迫者的鲜明立场，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与宋庆龄一起，是“国际反帝同盟”的名誉主席，他对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拍案而起，曾联合各国著名人士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后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际反帝同盟”曾委托一批世界文化名人拟到中国访问，其中就有萧伯纳的名字。
一
1933年初，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的邀请下，77岁高龄的萧伯纳偕夫人将乘英国“不列颠皇后号”轮漫游世界，并从香港到上海作短暂访问。消息一传出，上海文化界的反应空前热烈，轰动如潮，各大媒体竞相刊登萧伯纳来沪的消息及其作品，而上海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也都纷纷撰文予以评说，掀起了一股“萧伯纳热”。2月2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郁达夫的《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我们正在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上海的生活书店也大登广告，推销有关萧伯纳的书籍。2月9日，《申报·自由谈》又发表玄（茅盾）的文章《萧伯纳来游中国》；2月15日起连载宜闲（汪倜然）翻译的中篇小说《黑女求神记》。而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还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其中有何家干（鲁迅）的《萧伯纳颂》、郁达夫的《介绍萧伯纳》、林语堂的《谈萧伯纳》、玄（茅盾）的《关于萧伯纳》、许杰的《绅士阶级的蜜蜂》和杨幸之的《Hello Shaw》等等，在高度评价萧伯纳的文学成就、批评国内对萧伯纳译介不够的同时，对萧伯纳此次到沪的现实意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如同邹韬奋所说的那样，希望萧伯纳能在中国振作起国人的社会主义精神：“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
2月16日的《申报》转载路透社15日电文，在当时国内率先刊发了萧伯纳离港来沪的消息，称萧伯纳夫妇将乘昌兴公司的英国皇后轮，周游世界由美国经欧洲而到香港，并在昨日上午6时已搭乘原轮，从香港开出，直达上海；预计明晨6时，船抵达吴淞口。
2月17日一大早，中国电影文化会及上海剧团联合会代表洪深、戏剧协会代表应云卫和上海各界青年400多人手持旗帜，高举“Welcome to our Great Shaw”的标语，齐聚税关码头，等候萧伯纳的光临。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林语堂、邵洵美等人以及中外新闻记者20多人，也在欢迎的人群之列。现场打出了许多欢迎横幅、标语，大多为“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同情中国土地完整的萧伯纳”等等，其热烈情形，比泰戈尔在1924年访问上海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中午12时，在寒风中站立了一个上午的欢迎人群仍兴致不减。而事实上，在当天的清晨5时，宋庆龄已经和杨杏佛等乘汽轮驶往吴淞口并上船迎接，他们在皇后轮上相见甚欢，还共进了早餐。在长达4个小时的密谈中，宋庆龄和萧伯纳围绕“危机的中国与红色的苏俄”展开探讨。萧伯纳迫切想知道危机的中国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问中国对日本的侵略有什么准备，问“满洲国”是一个怎样的政府，问南京政府与红军能不能成立一种联合战线来抵抗日本，甚至迫不及待地问：“苏维埃区域在哪里？有多大面积？”
萧伯纳本来不想再登岸了，他推辞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宋庆龄笑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你尽可不见不看。但你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你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做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萧伯纳不由得感叹宋庆龄的热情，也惊讶于宋庆龄的口才，不忍拒绝。这样，在宋庆龄的反复相邀之下，原本因夫人身体不适而心情郁烦、无心登岸的萧伯纳，这才“游兴复浓”，“愿登岸一行”。
二
上午10时左右，萧伯纳与宋庆龄在杨树浦兰路码头上岸，先到外白渡桥旁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同来沪访问的各游历团团员会见，随后又来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会晤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中午12时，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寓所（今香山路７号孙中山故居）设宴为萧伯纳洗尘，接待这位不远万里来沪的贵宾，参加欢迎午宴的均为一时之选，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宴会中，萧伯纳想知道宋庆龄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宋庆龄回答：“一点没有关系。自从1927年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了国民党。嗣后我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当谈到如何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两人都认定“非战组织”的会议不能真正停止战争，但相比于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萧伯纳，宋庆龄显得更为激进，她说：“真能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消灭造成战争的资本制度。”然而，萧伯纳却反问宋庆龄：“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你难道不是吗？”宋庆龄的回答斩钉截铁：“不！完全不是！”谈及苏俄的时候，萧伯纳赞不绝口，他讲述了自己前年游历苏俄的见闻和美好感受，说苏俄拥有世界上真正的自由，斯大林是个美男子，很宽容，很谦逊，很务实，说他见到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她活得很快乐，所谓斯大林要取消她的“列宁夫人”的头衔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说到这里，话题一转，萧伯纳忽然问宋庆龄：“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头衔吗？”宋庆龄笑着答道：“尚未——但他们很愿意。”“你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天真孩子。”萧伯纳感叹地说。
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代伟人之间的历史性会见，也是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由于门禁森严，当时没有一个中国记者能进去采访。连鲁迅也是前一天从内山完造那里听到消息，当天午后又接到蔡元培的信才赶到孙宅的，当时午宴已进行到一半。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说：“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事实上，东西方两位文学大家见面，不可能不碰撞出一点火花。皓髯潇洒、精神矍铄的萧伯纳见到鲁迅，幽默地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望着萧伯纳“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诙谐地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宴会上，萧伯纳一边像天真的孩子学习使用中国筷子，一边随意地闲聊素食、中国家庭制度、大战、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中国茶及博士登茶等。
午宴后，宋庆龄等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在院子里散步。当时申城的天气连日阴霾，可萧伯纳一来，老天竟然也变了脸，居然出现了太阳。“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一番诙谐的对话引得众人大笑不已。随后，这几位中外文化精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鲁迅站在最左侧，蔡元培居中，两人都穿着长袍；林语堂站在鲁迅与蔡元培的中间偏后的位置；宋庆龄以她一贯的姿势立在台阶上，端庄雍容，头微微偏着，露出几乎不容易察觉的一笑（杨杏佛不在其中，疑为摄影者）……萧伯纳还分别与宋庆龄以及蔡元培、鲁迅在孙宅花园草地上合影。后来鲁迅不无幽默地说：“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三
下午2时30分左右，萧伯纳应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叶恭绰、宋春舫、邵洵美、张歆海、谢寿康等人的邀请，赶到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文化协会的学院大洋房，参加了约50人出席的欢迎会。国际笔会由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夫人发起，1921年10月成立于伦敦。1930年5月，在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杨杏佛、林语堂、郑振铎、邵洵美等人倡议发起下，中国笔会在上海成立。在欢迎会上，萧伯纳作了风趣的演讲，剧作家洪深担任翻译，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记录了演讲大要：“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指演讲）是全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同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众人哄笑，后转换话题，因为知道萧伯纳是素食主义者，就问道“先生为什么理由不吃肉？”“我不喜欢吃，便不吃，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主义。”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逃避记者的采访时，萧伯纳机智地回答道：“并不是逃避，因为我不看新闻，所以没有想到有新闻记者要来访问的。”鲁迅对此评价道：“萧又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伯纳原本不喜欢同文艺界接触和交往，有时甚至故意逃避，但此次来华前，他耳闻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的盛况，于是抵达上海后一反惯例，特意提出要与梅兰芳晤面。所以，虽非笔会会员的梅兰芳也应邀出席了欢迎会，于是不会说汉语的萧伯纳和不会说英语的梅兰芳作了简短的交谈。萧伯纳首先问及中国京剧中为何有锣鼓等声音？梅兰芳解释说：“这是因为京剧来自民间，以往在乡间旷野演出，必先敲锣鼓以招引观众前来观剧，后来京剧虽然移至城内剧场演出，这一锣鼓喧天的传统仍然保存了下来。”梅兰芳又补充说：“中国古典戏剧当中也有不喧闹的，如昆曲就是一种。”随后，梅兰芳说到自己舞台生涯已有30年，对萧伯纳景仰已久，素知爱尔兰人重友情，愿与萧伯纳做朋友。萧伯纳听说梅兰芳从艺30载，立即用心注视着他的面容，大为感叹说：“君诚有驻颜术哉！”至于做朋友，则幽默地警告梅兰芳当心爱尔兰人，因为他们说话是不能算数的。事后，在场的张若谷第二天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为萧伯纳的幽默、机智作了生动的速写。整个笔会过程大约持续了30多分钟。
四
下午3时左右，萧伯纳回到孙宅宋庆龄寓所，在花园的草地上，接受了蜂拥而至的上海各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英、日、白俄的记者。中外记者以萧为中心排成半圆阵，一个接一个向他发问。这位英姿勃勃的高大老人先是不愿多说，后在不断追问下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侃侃而谈，妙语如珠。例如，说到新闻报道的炒作，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萧伯纳还对中国文化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要谋民族的出路，应把自己“田乡间少许可寻的文化”发扬光大，而不应搬取已经失去效用、遗害大众的西欧文化，譬如议会“首则推倒帝王之统治，次又推翻教堂之威权，但最后却不曾推倒资本之势力”；而英国的大学，“几乎将个人之自由意志，摧残净尽”，“似此种所谓西方之文化，中国搬之何益？”
当有记者问萧伯纳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何才能谋得出路时，萧伯纳沉思片刻说：“不如俟余离开上海后再作答复，因为在此地说话，似乎不甚安全。”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政治气候状况。而当另一位记者追问萧伯纳“此种答复，对于中国，殊少帮助”时，萧伯纳又开始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之崩溃、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及苏维埃俄罗斯革命之方法”等等。至于有记者提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当记者问及英国对华政策时，萧伯纳笑答：“英国人士可谓无一人认识中国，故根本谈不到政策”，而且，“今日英国本身问题，急待解决者至多，决无余暇再过问中国之事也。”不过，萧伯纳又说：“中国今日所需要者为良好政府。”最后，他还预言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尽管革命的手段和步骤有异，但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
可能是记者提问太多，欢迎者的好奇心太强，当时上海留给萧伯纳的印象并不怎么好。然而，上海文化界对萧伯纳来沪访问的反应之热烈多样，堪称上个世纪上半叶上海接待世界文化名人事件中最为声势浩大、丰富多姿的一次，它不仅催生了鲁迅的《颂萧》（即《萧伯纳颂》）、《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和其他作家的精彩篇章，表达了上海对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尊重，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开放性大都市的别样气度。尽管鲁迅认为“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也即有许多失实之处，但记者见面会上的对话还是有许多地方令人莞尔。
五
下午4时30分，萧伯纳在宋庆龄与杨杏佛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抗战名将翁照垣因有事离沪，让殷志龄代为欢迎，并向萧伯纳赠送了一册自己写的英文版《淞沪血战回忆录》作为纪念，并留函给萧伯纳，希望他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情况，也让世人知晓日本侵略中国、危害世界和平的罪行，一如郁达夫在报纸上撰文所说的：“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侵后的幽默。”
晚上6时许，萧伯纳结束了他仅8个半小时的短暂的上海之行，乘汽轮返回“不列颠皇后号”，11时北上赴秦皇岛，继续他的中国之行（两天后，由秦皇岛经天津抵达古都北平）。而上海文化界围绕萧伯纳的报道和评论却仍在继续，《论语》1933年3月第12期用几乎整期的篇幅刊登了蔡元培、鲁迅、宋春舫、邵洵美、洪深和主编林语堂对萧伯纳访沪的各种感想；同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2卷第5期发表萧伯纳剧本《安娜珍丝加》（熊式一译）和赵家璧写的《萧伯纳》；而由野草书屋印行、鲁迅作序、“乐雯（瞿秋白）剪贴翻译并编校”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中，鲁迅在《写在前面》中写道，编译这书的主要用意，是把它“当作一面平面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翁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型”；而瞿秋白则在书中写道：“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为萧伯纳在上海的惊鸿一瞥，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文字记录。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摄于上海宋宅的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