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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琼，重庆人，她在二十多岁时正逢抗日战争，她救国心切，由一位女校教师转向了国防工业。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她又由工业战线转向文化战线，主持图书公司和电影发行公司，出生入死，成绩卓著。新中国建立以后，她服从组织分配，长期当一名水利工作者，直到离休、去世。由于她在战争年代，曾是我的导师翦伯赞先生的亲密战友；在建国后，她又与翦先生和翦师母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之，我有幸较早就认识她。“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为写《翦伯赞传》又曾多次向她请教，从而对她本人的经历和品德也有所了解。今年11月6日适值宗琼先生“百年诞辰”，故撰文以表缅怀之情。
爱国青年的脉搏总是与祖国的脉搏共同跳动。关于这一点，在周宗琼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早年在北京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的爱国学生运动。高中毕业后，回到故乡重庆，先任一女校教师和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后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全面进攻，她又和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热潮中。这时她见日寇武力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口岸，致使外国的煤油、汽油不得进口，中国各地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顿时陷入困境，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的情况更为严重。她见此情景，心急如焚，便与丈夫任宗德联手，倾其全部家资，创办起了“国防动力酒精厂”，在重庆远郊的乐山、江津、内江等县设厂，广收民间土制酒精，再由他们采用科学方法提炼为高纯度酒精，以代替汽油，用作内燃机车上的动力。她自任厂长，总管厂务和生产技术。由于她的研究实验，所产酒精纯度高达95%，为同行业产品之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邮政总局所属各路邮车定作专用的燃料；四川等地的部分军民车辆也大批购用她们的产品。任宗德先生任经理，长住重庆市里，分管营销。
此后，周宗琼的爱国行动还有更大的发展。由于她厌恶旧政治，期望有所兴革，因之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怀有向往。1938年夏秋，日寇大举进攻武汉，国民党的军、政机构大批地内迁重庆，重庆地区的官房、私宅、庙宇、学校等一时均为官府和特务控制。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新华日报社等单位亦由武汉迁至重庆。可是由于国民党的作梗和特务的破坏，找房子十分困难。如新华日报社营业部及其工作人员就长期无安身之地。此时的周宗琼对共产党的了解并不多，只知他们主张抗日。她基于救国大义，就主动将位于化龙桥、准备用作国防动力酒精厂营业部的多间新建楼房和平房，无偿地借给了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新华日报社不仅有了营业部，还有了干部宿舍和秘密招待所。不仅这样，周宗琼还在国防动力酒精厂为新华日报特开了一个专用账户，她指示会计，只要熊老板（瑾玎）提出要求，不论多少，照数开支；自然不需偿还。久而久之，在重庆的部分中共党员领导和高层进步人士中，已喻“国防动力酒精厂”是《新华日报》的“金库”，周宗琼是“能干的老板娘”。
周宗琼自与新华日报社结缘后，思想进步很快，多次向熊瑾玎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熊答应向组织反映她的这一要求；但同时也向她讲明了：当时重庆的政治形势险恶，斗争激烈。她暂时留在党外比较安全，对于开展工作也比较有利。她积极参加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与其中的许多人建立了革命友谊。在这些人中，有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昆仑、曹孟君、罗叔章、李公朴、陶行知、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等。她的住所韦家院坝16号成为这些人士集会的场所，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多次光临。郭沫若称周宅为“文化之家”。周宗琼对陶行知办学多方资助，陶先生赠周宗琼两个荣誉称号，即“育才学校之友”和“社会大学之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海口大开，西方的煤油、汽油潮涌而至，国防动力酒精厂相应地停产竭业。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需要，部署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要在上海等地抢建文化桥头堡。陶行知从周宗琼手中取得三千万法币，创办了一家出版社，由郭沫若命名为大呼出版公司，陶行知任总编辑，沙千里任总经理，周宗琼任董事长。该公司的开门红，是用本地产草纸出版的翦伯赞著《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后因政治原因，改公司名为“大孚”。
大孚主要在上海建立基地并发展事业，可是事有不幸，1946年7月，陶行知因脑溢血死于上海，沙千里虽也到了上海，可是由陶行知转交的三千万元为他的堂兄借用经商都赔光了（后来知道是地下党紧急挪用），沙千里本人也因另有公干，不再参与大孚工作，宗琼先生于8月间自重庆赶至上海时，顿感“人财两空”，痛心不已。
10月间，周恩来在上海马斯南路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时称周公馆）约请了部分党内外人士会面，传达了国共两党谈判失败，内战即将全面爆发，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将从上海、南京撤离，返回延安等情况。与会者有李维汉、邓颖超、沈钧儒、华岗、范长江、翦伯赞及任宗德、周宗琼夫妇。会上，周恩来还对上海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如关于大孚，他说：“陶行知先生生前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的工作要继续下去。”他指示：“翦伯赞要继陶行知之后任总编辑，周宗琼继沙千里之后任总经理，华岗（时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代表党帮助工作。”（大意）关于昆仑影业公司，他指示说：“任宗德先生参加的昆仑电影制片厂（任为总经理），也是战斗在敌统区的一支文艺队伍，你们要努力支持昆仑，办好昆仑。”周宗琼自接受这次指示后，精神大振，与翦伯赞、华岗制定了大孚的复兴计划，大力开展工作。可是华岗不久即随代表团回延安。次年10月，翦伯赞又转移香港，大孚的重任实际上已压在周宗琼一人的身上。周却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先后出版了许多本进步图书，其中有名著陶行知的《行知诗歌集》，郭沫若的《沸羹集》和《天地玄黄》，翦伯赞的报纸本《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苏）斯特鲁威著、焦敏之译的《古代东方社会》，（美）海恩等著、刘启戈译的《世界通史》上、下册等，这些著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若干年间，曾是各高等学校文科各系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开办费，是抗战胜利之初由周宗琼无偿支付的，其数量约与开办大孚出版公司的费用约略相等，著名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走红名片都是该公司制作的。可是至1948年夏秋，由于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有些股东害怕，或撤股，或赖账，致使公司陷入困境，《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片也将中途停拍。周宗琼认为情况严重，她本与该公司并无职责关系，却主动与昆仑编导委员会主任阳翰笙、总经理任宗德等商议，情愿全部出售自己的家产以支援昆仑。这年11月，她两次冒险飞回重庆筹资，都有国民党特务盯梢。第一次事还顺利，卖掉部分房产，匆匆飞回上海，可是昆仑公司的资金仍感不足；又由于局势紧张，公司职工众多，必须抓紧为“应变”做生活资料方面的储备。公司方面在征得周宗琼的同意后，决定委任她为“昆仑影业公司西南地区发行公司经理”，并以此身份再飞重庆筹款并采购物资。她仅在上海停留了一周，就又飞重庆。她在重庆筹措了一些资金，也采购了不少物资，解决了昆仑的燃眉之急。可是她本人却遭到重庆国民党特务的软禁，不得脱身，时长达一年之久。次年（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国民党特务逃跑，她本人才获救。
郭沫若与于立群夫妇，对周宗琼一向很钦佩。1947年冬，他们将离沪赴港，行前由郭书苏东坡《咏竹》诗赠周作为纪念，也表达他们对周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赞扬：
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
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
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
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篱菊。
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曲。
重庆解放后，千万市民同庆解放，周宗琼亦参与到同庆热潮之中，并未在新政府中谋求高位。相反地，却投身到四川山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之中，并当上了西南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队长。远在上海的大孚出版公司通知她：新建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大孚出版公司、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三家合并，称“小三联”（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合并，称“大三联”），后改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她表示没有异议。1954年，她调到北京，在中央水利部器材处，任副处长，后任经理处副处长，综合处顾问。在前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其职务是一“副”到底。可是她本人却一直安心于组织分配，努力工作和学习。有一件事使她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在她的头上多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日益沉重，每逢政治运动到来，她总会遭受冲击，一再检讨也不易过关。翦伯赞先生曾为此事而多次喟发浩然之叹，他说：“什么是资产阶级？资产阶段是赚了钱往自己的口袋里装。但周宗琼赚了钱是送给共产党。不光送钱，还包括了自己的房子。她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当时，是革命。怎么今天变成了资产阶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资产阶级？！”也许邓颖超耳有所闻，她曾意味深长地说：“她（周宗琼）是我党困难时期一位能干的‘老板娘’，从各方面帮助我党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党花了人家很多钱，但人家从不跟我们算账。”
1983年冬，我再次拜访周宗琼，她对我讲了一个有关她办“离休”的故事。她说：“去年我已72岁。水电部一位领导来我家，告诉我要办离休手续之事。他说我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是副处级。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问他：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周总理、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的事，算不算革命工作？他回答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规定，那还不算革命的工作，算是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位领导还是很慎重的。他问我有谁可以给我做证明。我说邓颖超同志。他又要我写份材料给他，请部领导研究研究。我写的材料由中组部送邓大姐，邓大姐立即批示：入伍时间，1939年；干部级别，11级”。她又告诉我，“文革”之后，邓颖超几次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周家探望致意。
1996年5月，周宗琼以86岁高龄离世。国家水利部离退休干部局向她生前的亲朋好友发出《讣告》说：“周宗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她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党员，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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