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十报《联合版》出版纪实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着重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舆论等中心地位的确立和提高，重庆因此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而实施轰炸战略的主要目标。

    1939年1月到12月，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在日军航空兵团司令官江桥英次郎中将的指挥下，对重庆展开连续空袭，特别是5月3日和5月4日两天，日本陆海军经过近3个月的精心筹划后，集中力量，联合轰炸重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

    在这次重庆有史以来最为残酷、野蛮的大轰炸中，各家报馆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或门市起火，或人员伤亡，或印刷车间被炸，或纸张被焚毁。鉴于各报一时不能且也难以继续单独出版报纸的情况，为了保证战时信息畅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奉最高当局手谕”，借口各报房屋、机器、纸张等受损影响到报纸出版，于是在5月5日紧急通知各家报馆尽快到市郊寻找新址，重建馆舍；并召集《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主办并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大公报》（抗战时期最大的民营报纸）、《时事新报》（全国性金融财政报纸）、《扫荡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国民党军方机关报）、《西南日报》（代表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新民报》（民间报）、《国民公报》（代表四川地方势力）、《新蜀报》（代表重庆地方进步力量）、《商务日报》（代表重庆工商界）等当时重庆的10家报社负责人开会，下令各报暂行停刊，商讨共同出版一份联合报（即后来的《联合版》）事宜。为了控制《联合版》，国民党中宣部指令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牵头，企图藉以统一重庆舆论，消灭《新华日报》和其他异己报纸。

    当时，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一方面因损失较小，仍能独立出版发行，另一方面认为国民党此举完全是个阴谋，意欲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扼杀《新华日报》。经过商定，《新华日报》在6日致函《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和《时事新报》总编辑崔唯吾等人，申明：“关于《联合版》事，敝报尚待与中宣部交涉，所有关于联合出版事宜，敝报一概恕不参加。”因此尽管《中央日报》等9家报社在5月6日出版了重庆各报《联合版》，但《新华日报》仍单独出版，只是由原来的对开一大张改为四开小张。同一天，国民党中宣部复函《新华日报》，认为《新华日报》“本日仍照旧单独出版，有违前令”，要求“7日起不得再行刊行”，否则“当严予处分也”。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华日报》接到通知后，立即召开由潘梓年、吴克坚、章汉夫、吴敏、许涤新、石西民等报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大家在充分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后认为：重庆各报出《联合版》虽是国民党中宣部出面组织，但征得了各家报馆的同意，假如惟独《新华日报》不参加，势必影响到同业关系，这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利；而且《联合版》是各报轮流担任编辑，一家编一天，《新华日报》不参加就等于放弃了权利，失去了扩大影响的机会。从江南新四军所在地刚返抵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在听取了《新华日报》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立刻指示潘梓年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当面交涉，重申《新华日报》不参与《联合版》的立场。

    由于搞《联合版》是蒋介石直接干预定调的，叶楚伧作为主管大员只能尽量促成此事，他向潘梓年保证“出联合版只是临时措施，绝对没有让《新华日报》就此停刊”的意图。在这样的前提下，经南方局同意，《新华日报》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国家大局出发，决定派出章汉夫和许涤新二人为代表，于7日有条件地加入到重庆各报《联合版》的编辑工作中。为此，周恩来还特地写信给叶楚伧，作了两点申明：“一、《新华日报》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之紧急处置及友报迁移筹备之困难，特牺牲自己继续出版之便利，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联合版》，以利团结。二、《新华日报》同仁郑重声明，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即将宣布复刊。”信的最后还写道：“上述之事，均从大局着想，凡有利于抗战者敝党同人殆无不委曲求全，唯亦望先生坚守对潘梓年同志之诺言，决无意使各报永不复刊也。”

    这样，《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在重庆的10家报社从7日开始出版了《联合版》，各报编辑轮流值班。5月8日，10家报社负责人组成“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以程沧波为主任委员，王芸生为编撰委员会主任委员（整个《联合版》编务由王芸生与刘光炎轮流主持），黄天鹏为经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共同负责《联合版》的编辑发行工作。为加强合作，减少矛盾，联合委员会商定了编辑方针：“不写社论，只发中央社发布的消息，不刊各报自行采写的新闻，10家报社分组轮流任值班编辑，报纸清样出来后由大家看。”

    《联合版》的编辑部设在未遭受空袭损失的《时事新报》的防空洞内，5月6至8日由《国民公报》承担印刷，9日起改由《时事新报》承印，7月初又改由《新民报》印刷。《联合版》在发刊之初只有一小张，后扩增为一大张。在刊载内容方面，前两版登载新闻，主要报道政府当局对善后工作的紧急处理，发表抨击敌寇暴行、激励军民斗志的言论等，举凡国内国外新闻、一周战况、敌寇暴行、捐款赈灾、抗敌勇士、物价升降、针砭时弊，无不见诸报端。后两版则登载广告，遇有新闻不足时，则以广告（各种遗失声明、寻人寻物启事）补充。《联合版》的日发行量平均在3万份左右，最多时达到5万份，深受读者欢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重庆大轰炸”，妄图“以炸迫和”、“以炸迫降”，用狂轰滥炸动摇中国大后方军民的抗战意志，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重庆各报《联合版》的出版发行，使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拥有不同背景、主张、性质的10家报社暂时走到了一起，它是战时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各党派、各报社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在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下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体现。正如它在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敌人这几天对重庆轰炸的罪行，处处表示他们的愚蠢，他们用这种手段压迫我们，只有促成中国各阶层社会的有组织的抵抗和反攻，重庆新闻界的联合组织，就是一个显例。”“敌人对我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回答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联合版》出版后，蒋介石颇为满意，表面上看他据此控制了重庆舆论，但事实上，《联合版》并不能反映各种不同的声音，毕竟它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管理，更多地体现了当局的意志。因此，当中共中央获悉《新华日报》停刊参加《联合版》一事后，认为《联合版》的办报模式使中共失去了独立声音，中共政治主张在国统区难以广泛宣传。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南方局指出，参与《联合版》对中共的政治宣传有很大影响，要求南方局“公开向国民党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与其他报纸不同，坚持《新华日报》单独出版的权力”，尽快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做到继续单独出版发行；并要求在《新华日报》暂未恢复出版之前，“充实和扩大《群众》（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周刊）的内容，不仅将过去新华专论一类的论文登载，且须有系统地刊载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各边区情形的通讯和消息，同时尽量翻印和发行《新中华报》”，保证中国共产党与国统区人民联系渠道的畅通。

    南方局接到中央书记处指示电后，将《新华日报》参与《联合版》前后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题报告。随后，联合《大公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等报社，向国民党中宣部反复交涉，要求尽快恢复《新华日报》。在各方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宣部考虑到10家报纸政治倾向不同，读者对象不同，出版《联合版》只是应急措施，于是被迫同意《新华日报》独立出版。“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于第7次会议决定：8月13日为各报复刊日期。8月12日，《联合版》在其结束号上刊载了“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的启事：“查本会刊行之联合版自5月6日发刊以来，已三阅月。兹以各会员报疏建工作大体就绪，本版发行至8月12日止，自8月13日起仍由各报分别出版，诸希亮察。”

    8月13日，除《西南日报》一家因其全部机器设备被炸，延至9月18日复刊外，重庆其余9家报社分别复刊。至此，重庆各报《联合版》虽然只存世短短的3个月7天计99期，但它的出版发行，却适应了当时特殊形势下的特殊要求，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团结奋斗、共同对敌的象征，不失为中国报业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