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先生是如何编著历史教科书的？

    作为一部广受好评的历史教科书，樊树志先生所编著的《国史概要》在初版面世后的10年里，已经有过3次修订再版，累计发行量达到7万多册。2010年5月，最新一版的《国史概要》（第四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次修订的改动不小，除了对部分专题进行重新整合，补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外，对封面装帧设计也做了相应调整，外观更显素雅精致，令人眼前一亮。

    编著者樊树志先生，1960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留校任教。作为享誉国内外学界的历史学家，樊先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多所创见，著述颇丰。在授业解惑的教学过程中，樊先生深刻地意识到，原本高校中普遍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已经不能够满足师生的需要，枯燥乏味的教条式论说不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在经过长足思考与准备之后，他开始拟订提纲，确定以宏观的视野展现中华文明史的主线，设置了一百个专题，按时代分成十四章，于1997年完成了这部数十万字的新编历史教科书。

    新编历史教科书《国史概要》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学界与读者的广泛好评，这主要得益于作者所采用的别出心裁的形式与简洁晓畅的文风。

    《国史概要》摒弃了传统教科书的社会发展史模式，也不再采用陈旧的章节目三层架构，而是以中华文明发展的时期为主线，通过专题的形式来讲述中国历史。全书的一百个专题，详略得当，既有对时代背景的粗线条描摹，也有对重要问题的深入剖析。读者在尽情领略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的同时，也不会错过作者对徐福东渡、丝绸之路的精彩解说；当读者神游于富有盛唐气息的都会长安时，作者也会将这繁华背后复杂的民族融合、宗教传承乃至盛世危机一一点出。

    历史教科书的用语要求典雅简洁，但过于简化的论述很容易给读者留下干瘪枯燥的印象，无法激起阅读兴趣。以往许多历史教科书所采用的“社论体”语言风格，将读者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容易引发受众的抵触情绪。在《国史概要》中，作者力求改变传统教科书的撰述方式。作者没有将历史知识凝结成为一个个的概念，然后塞给读者，而是采取了夹叙夹议与场景再现的方式，使读者置身于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中，感受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明往昔所带来的亲切、熟悉抑或感怀之情。在鲜活灵动的文字背后，读者不难体会到一位历史学者的博学与睿智。

    一位严谨而负责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应该理解和尊重潜在的读者。而“通俗化”或“普及性”实际上对历史读物的编纂者判断受众接受能力、穿插相应的叙事环节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写就一部成功的历史教科书，作者不仅需要理清中华文明史的主要脉络，更要对各个时代的热点问题展开专题式的讨论。葛兆光先生曾经在《历史的意义——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一文中指出，普及性历史读物的编纂者常常陷入两个误区：“一是把‘通俗’、‘易懂’当作可以偷工减料和降低标准，似乎拼拼抄抄就可以敷衍了事，于是教科书或入门书就成了‘次一等’的写作甚至是操作；二是把‘教材’或‘入门’看成是寻找最小公倍数，以为没有尖锐的个性化的观点就代表了一种公允的和普遍的可靠知识，就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似的照本宣科才可以用来表达权威的意见。”如果以是否陷入了这两种常见的误区作为检验一本历史读物品质的基本标准，那么时下坊间许多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可能都经受不住考验。但是，当我们带着近乎挑剔的目光再来检阅《国史概要》时，却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使得这部教科书广受好评的原因。

    用生动的语言梳理出基本史实，仅仅是《国史概要》最基本的目标，而聚焦于不同时代的热点议题、在力求平和公允的论说中阐明学术观点，才是作者更深层次的考量。近年来，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大众对历史和民族话题倍加关注等原因，夏商周的断代、汉代的丝绸之路、宋代的“商业革命”、马可·波罗是否到过元代中国、明代倭寇的性质、“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等问题，都成为了争论一时的热点问题。在《国史概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解读。

    在讨论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时，作者着意介绍了学术界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尤其关注国外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论述。这样的介绍方式，不仅有助于读者把握学术界已有的认识，更能为抱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进阶阅读的指南。对于一些至今仍未有定论的议题，作者谨慎地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以开放式的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入思考的空间。比如在“古人类的起源”这一专题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学界有关“单一说”或“多区说”的论争，并强调虽然目前“非洲起源说”日益受到挑战，但科学的真相如何仍需拭目以待；对于中外学者所关注的二里头遗址时代界定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关问题，作者也倾向于假以时日，以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来进行判断。这种严谨而开放的笔法，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受众的坦诚与尊重。

    自第一版问世以来，《国史概要》一书经历了三次修订和再版。翻开第四版《国史概要》的最后几页，读者可以看到四篇“后记”。这些文字详细地记录下了十余年来作者对内容进行过的数次调整。正是由于作者与受众间持续地互动交流，并将所得到的建议落实在每一次的修订过程中，才成就了这部充满新意与活力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