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作家的行迹（上）

    任何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也会是一个嗜读的人，满怀着对杰作、对杰出作家的敬仰之情一路走过来。关于阅读，会有一些激动人心的记忆。就这样，我们通过作品，对一位作家越来越熟悉，以至于觉得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师们就像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似的。有时还会产生一种幻觉，觉得他们写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塑造了那么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思想是那样的博大，充满激情的诉说犹在耳边——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呢？有时候出差或旅行，有意无意地踏入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来到一些留下了他们痕迹的场所，比如说他们的故居、他们工作过的地方，立刻就变得屏息静气，蹑手蹑脚了——一厅一室、一件用具，都要忍不住细细地看，或者去抚摸一下……总觉得他们刚刚离去，这里分明还留有他们的体温和气息。

    总之觉得一些伟大的人物，很难从我们人世间彻底消失，他们仍然留了下来，在凝视我们，在关注我们的生活。

    有一年秋天到蓬莱阁，第一次看到了阁上有个石刻诗碑，上面刻了苏东坡登阁时留下的手书：一开始写得比较谨慎，渐渐的，那种流畅与自由就出来了……苏东坡是我们心仪的中国作家，是最令人入迷的"屈李杜苏"中的一位。这儿仅仅有一个诗碑，可是它果真刻录了一位伟大人物的行迹，这个人离开我们长达九百多年了。由此寻访，会了解一些苏东坡在胶东半岛的事迹。他在胶东生活得时间很短，但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追求完美、一生不得安宁的人物，每到一地都会有所作为。苏东坡后来到过杭州，修了著名的"苏堤"。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当时极为荒凉的海南岛。

    终于有机会到眉山，看了苏东坡的故居，那里可是他的出生地。怎样神奇的地理山川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一个人，接近眉山，让人压住心底的一个个感叹。徘徊在大文豪的故宅里，看过老宅和古井，觉得处处不可言说，最熟悉最陌生，那是因为梦中来到他的故乡很多次了。这一切当然是因为阅读――开始读文字和情节，最后感受的只是一个人了，这就是作家本人，他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靠近，就在我们身边了。

    从地理的角度看，离我更近的一个人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是山东临淄人，那儿更早的时候是齐国古都。从小听了那么多狐仙的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有多少是来自他的手中、有多少是当地原来就有的。最早读的《聊斋志异》是开本很小的木刻本，一直读到现在的各种版本。书中的内容简直太熟悉了，因为它跟我们自小经历的环境、跟那种生活氛围非常吻合。说狐讲仙这些事情在胶东一带太多了，我们终于相信它们就是土地的原产，不过是由蒲老先生将它们记下来了。崂山上清宫那儿有一个边厢，很多人在那儿烧香烧纸。这个阴暗的小屋据说就是蒲松龄当年写作的地方。

    在我眼中，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正合一种文气。我们宁可相信，那种恍惚的道家气息与《聊斋》是一致的。作家与书的气质总是统一的，今天看来，蒲松龄一定来过崂山，在这里有过长久的留连。读他的书，觉得他不是某一类作家那种阳光和明亮，不是那种感觉，而是一种幽暗阴隐的神秘。

    由崂山到蒲家庄，那里有他的故居：地上铺着青砖，泛着湿气。中国传统的乡间建筑采光不好，有些暗。小屋里有一个大幅的挂像，上面的老人长须飘飘，穿着官服——是他一生讨厌的那种仕人打扮。这让人想起一些文学通论，那里面谈到《聊斋志异》和蒲松龄，总说他写鬼写妖“高人一等”，说他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其实是赋予了很多阶级和社会的意义。但是如果以一个胶东人的眼光，以一个读者和作者的感受来说，觉得并非如此。相反，会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兴趣写作，就是说他当时很喜欢这一类故事，并没有想那么多。对社会的牢骚固然有，那种愤愤不平之气文字里都有，但更多的还是趣味，是记录的兴致。他对于齐地风情、民俗传说的忠实书写才是主要的。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哺育了胶东的文化，但似乎也可以说是反过来的――是胶东的那种文化传统哺育了蒲松龄。我们常常会过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作家和作品，这就难以放松，不能作为一个很自然的生命去面对它们，也就不能好好地欣赏了。其实只有朴实了自由了，才能更真实地贴近一个作家，理解作品的生命底色。

    到了美国波士顿的剑桥，不远处就是康科德小镇，那里是有名的自然生态作家梭罗生活的地方，也是爱默生的居地。那儿离声名远播的瓦尔登湖非常近——急于赶到瓦尔登湖边，就因为很早看过徐迟先生译的这部名作。我曾经想象，梭罗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却要告别了城市文明、告别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一个人到荒野老林里过？他在那里开荒种地，与世隔绝，感悟人生，并将这一切做了详细的记录，写成那部特别有名的人生启示录、自然生态文学的创始之作《瓦尔登湖》。他具体踏实地考察了一个人究竟应该从自然中索取多少，才算是一种合理的生活。他思考了很多形而上的问题。

    不过，只有亲自踏上湖边，才能更好地感受那个人和那本书。瓦尔登湖漂亮极了，周边是密林，湖水清澈，一到秋天松林里还闪着一片片红叶。梭罗当年就在离湖边不远处搭了幢小木屋，除了钓鱼，还在林子里垦了一小片地。这在现代人看来，算是神仙岁月。小木屋离镇子也就是半小时的路，他要经常去爱默生家——那是他的文学老师，去那里谈天和吃饭，临走还要挟上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回小木屋。爱默生的故居在那个小镇上，如今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景点了。

    梭罗的小木屋当然早就朽坏了，现在的一幢是后人依照原样恢复的，里面有一张小床一把椅子，还有一束野花，外面是他一个雕塑：伸着手，好像正在跟行人辩论。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多少有些怪异的、好辩的人。

    他最著名的著作除了《瓦尔登湖》之外，还有《论公民的不服从》——那是他结束了一年左右的林中生活回到镇上之后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像镇上居民一样按时缴税，就被关了起来。放出时，他当众宣读了一篇东西，也就是这篇文章。其中说：“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做人，其后才是臣民。”还说：“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任务，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为是正义的事业”。可见这是一位倔强的人。他这个著名的“不服从”的理论，曾被印度的甘地反抗英国人的统治时引用过，现在已经成为经典名言。

    爱默生的住处是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生前曾经因为一场大火烧毁过，镇上的人出于对作家的爱和怜惜，自愿出钱帮忙，又照原样重新盖了起来。爱默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超验主义作家”，我们许多人今天已经不知道这个“超验主义”是怎么回事了。爱默生是一个严谨的写作者，在美国算得上一位老派作家了。当年，他除了写作还要做大量演讲。这和我们今天的作家有点不一样，那时的作家很重视演讲，就像伏案创作一样认真。爱默生不仅演讲，而且还要分“系列”，有“冬季系列演讲”、“春季系列演讲”等等，一讲就是几十场。

    类似的演讲者还有马克·吐温。他曾经有过经营实业的失误，把稿费投在自己并不太懂的事项上，结果赔了很多钱，最后不是用写作，而是用全国巡回演讲的收入填补了亏空。作家的演讲要面对听众，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直接发声，这是一个多好的传统。

    其实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他没有办法在所有著作中将自己掩藏起来。所以我们看一本小说，一部文学著作，都会感觉到这个作家的存在。他的一生给人物画廊里留下了那么多不可磨灭的人物形象，可是最后“塑造”的一个“人物”却无处不在，这就是作家本人。他的所有文字只是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全过程，是这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在这些字里行间，作家的个人气质、灵魂、形貌和嗜好，都要无一遗漏地被镌刻下来。从这些文字符号中，哪怕是一个迟钝的阅读者，也会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