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斩张资平”前后

    1932年12月1日，在当时广有声誉的作家张资平的新小说，开始在《申报》“自由谈”栏目连载。对于已经出版有二十余部中长篇小说，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和翻译小说，甚至结集了《张资平全集》的作者，也许绝没有想到，这是他发表的最后部长篇小说了。这部后来被中止连载，在文坛上被称为“腰斩张资平”的作品，几乎终结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幸与不幸，都难陈说。这部给作者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长篇小说，是——《时代与爱的歧路》。

    一

    张资平小说的创作，除去最初的几本，大多形成一种套式。用评论家阿英的话：“他的人物大都是为封建思想的残余势力所支配着的富于肉感的漂亮的女人，不负责任或懦怯的男子，事实不外是性欲冲动，相互诱惑，处女之宝的掠夺，我主基督的忏悔，一直纵欲下去，三角关系四角关系。”鲁迅对其作品的概括更为简洁：“这位作家（张资平）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

    1932年，一位留学法国获得文学硕士的年轻人回到上海。他先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法文新闻稿，不久为《申报》史量才看中，邀请去编辑《申报》“自由谈”栏目。这位被邀请编辑，就是为“自由谈”改革做出集大成绩，后来却颇遭误解的作家黎烈文。

    《申报》“自由谈”栏目，是一个颇有历史的副刊。它最早由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等主编，可一直到“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时，它才引起了读者注意；到了1924年，改由周瘦鹃主编，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一直到1932年12月，又改为黎烈文主编。黎烈文主编的时间虽不太久，可是，却成就了“自由谈”的一段辉煌。

    黎烈文刚接手主持《申报》“自由谈”时，虽还没有什么名气，可在法国感受的新文艺影响，使他一开始就自觉地向新的进步文艺靠拢。在内容上，他反对趣味主义“茶余酒后消遣”那一套，倡导“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所以，他的约稿对象，便较为集中在进步并有名作家中间。譬如鲁迅、茅盾、郁达夫、施蛰存、陈子展、曹聚仁等。根据当时情况看，张资平的作品，大约也是应邀而来。创造社的大将郁达夫，最先帮助黎烈文约得了鲁迅的稿子；创造社的张资平的作品，应该也是有郁达夫约请而来。因为黎烈文当年12月1日接手《申报》“自由谈”，张资平的《时代与爱的歧路》，也是同一天在此栏目进行连载的。应该说，当初约请发表这部长篇小说，作者、编辑也许都没有想到后面的结果。

    《申报》“自由谈”经黎烈文接办之后很快在文坛发生了影响。原因首先在于作者队伍中鲁迅和茅盾的加盟，其余陈子展、周木斋、唐弢、曹聚仁等鼎力相助，一时间，栏目生动活泼，倾向明显，深受读者喜爱。后来甚至有人评价此栏目：“成了新文学运动的灯塔了。”

    也许正由于此，喜欢“自由谈”栏目的读者，渐渐对连续刊载的张资平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表现出厌烦情绪。因为作品中表现的三角恋爱并带有色情描述的内容，与“自由谈”形成的社会批评、渴求进步的倾向，有相当的距离。这些反应，通过各种渠道，汇到了主编者黎烈文的手里。

    经过一段时间考虑，一方面是读者要求，另方面编者确实觉得该作品与整个栏目不相协调，黎烈文终于决定中止《时代与爱的歧路》的连载。1933年4月22日的“自由谈”栏中，以编辑室的名义刊出一则启事：

    “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

    二

    中止一部连载作品，并且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作家的作品，这在当时，尚不多见。所以，当时上海的多家报纸，对此事多有传播。4月27日，《晶报》便发表一篇短文，题目就是《自由谈腰斩张资平》；5月9日出版的《社会新闻》，也以《张资平挤出〈自由谈〉》为题，发表文章。文章以颇带情绪的口吻，涉及到鲁迅、郁达夫、曹聚仁等作者：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不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与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主观臆想认为：“腰斩张资平”，应当是鲁迅的指使：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按：张资平）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

    由此看去，一个虽较为特别，但细想亦属正常的中止作品的行为，在某些人看去，倒颇有些帮派色彩起来。很短时间里，围绕“自由谈”的倾向，一些别有用心的报刊，明里暗里，往政治上面靠。5月6日的《社会新闻》中，明白以作家姓名为题，刊出《鲁迅沈雁冰的雄图》一文。文中反映出多重问题，值得一读：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

    这样或明或暗指出“自由谈”左翼倾向的文字，很快便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接下来，鲁迅的若干篇文章，就不能发表出来；其他有批判现实内容的稿件，也常常受到当局的封杀。这种政治压迫，使得“自由谈”栏目，立即发生了许多困难。无奈之下，黎烈文只好以编辑室名义，发表启事。这就是后来引发鲁迅《准风月谈》书名的那段文字：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见！”

    三

    这节文字，颇表现出编者的两难情绪。略微领会中国政治的人，对于此中的政治或经济压迫，一定能感受出来。在此前后，丁玲和潘梓年等作家“失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遭暗杀；文坛上压迫一天紧似一天。这种状态，有些人却高兴起来。譬如《社会新闻》四卷一期上，就刊出一篇署名“道”的幸灾乐祸带谣言的文章《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故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

    对这类谣言，鲁迅以他犀利之笔驳斥道：“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最后还特别加上一句：“‘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不仅如此，一些报刊不断地用看似漫不经意，其实精心设计的文字，给鲁迅等作家戴上“左翼”（当时为当局不容，不断打压的对象）的帽子；更别有用心者还隐约其辞，弄的似乎鲁迅与日本人的特务有什么联系一样。譬如一本《文艺座谈》杂志，就刊出《内山书店小坐记》来。文章直接便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在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然而又说：“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自出心裁’！”这“何家干”，当时许多人皆知为鲁迅笔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文坛老将”，也是当时一些人给鲁迅戴的高帽。鲁迅与内山的关系，在当时是极密切的，而此文的写法，在当时完全可以引发极不良的后果。你鲁迅整天跟一个日本侦探搅在一起，连思想都受其影响，对于一般读者，鲁迅的形象是不是该大打折扣？

    这样的东西过于猖獗，便引起正义人士的不满。7月5日，“自由谈”刊出了这样一篇文字：《谈“文人无行”》。其中对张资平当时的一些表现，十分不满：“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XX，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著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张资平看到这篇文章，加之先前为《自由谈》“腰斩”的痛楚，他便在《时事新报》“青光”栏里，回应出一则《张资平启事》：

    “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动。……今后凡有利用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这启事不仅牵涉鲁迅，主要针对着“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其中“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云云，令黎烈文十分愤慨。他也在第二日的《时事新报》上，登出一篇辩白、反驳的《黎烈文启事》：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

    在说明自己的胞妹的婚嫁情况后，十分激愤地说：“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看到黎烈文的启事，有人就到张资平处去访问，希望他能解释“姊妹嫁作商人妾”何所指。张资平却说：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顺便在启事中，另外指一个人。当人追问那个人为谁时，张资平却以“不能公开”来拒绝发表。可那样的文字却出现在针对黎烈文的“启事”里，而黎烈文又恰恰是编辑，所以，鲁迅看到这里，带有不屑地说：（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深论了。”可是，鲁迅对于张资平之流的做法，仍极为不满：“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可以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也难说。”随时给人造谣，并隐约其辞，给人戴一顶可能危及性命的红帽子，也就是指着政府去收拾这干人，这种所谓“文人”，不仅“无文”，甚至“无行”了。

    四

    “腰斩张资平”，从表面看，应当是尊重读者，针对作品的作为，可是，作者和编者，后来均受到显明影响。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被中止连载后，对张资平自然颇有打击。不仅他的作品不好卖了，连他办的“乐群书店”和《乐群半月刊》也渐渐为读者抛弃；后来他一度又开了一家“环球图书公司”，也惨遭失败。这一系列打击，使张资平日渐沉溺诗酒，在抗日战争中，竟投靠侵略者，成了汉奸文人。这一条人生运行轨迹，也许是“腰斩”其作品时人们难能逆料的。

    《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因为力图改革，大量发表鲁迅、茅盾等人抨击时局的作品，并及时果断“腰斩”不能适应读者口味的张资平连载小说……而受到一些反对者的攻击和当局的打压，在1934年5月，被迫辞职。后来他曾从事过多种工作，翻译出许多法国文艺作品，最后在台湾大学担任教授。可不知为何，在“文革”当中，他却被内地冠以“反动文人”的帽子。这叫他的老朋友巴金十分不解。上世纪80年代，巴金专门写出《怀念烈文》一文，试图拭去溅在这位善良友人身上的污泥。前后看去，真有些不可思议。

    “腰斩张资平”，在当时的文坛，是一桩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非常事件。它显现了进步文化人对不健康作品的一种自觉排拒，完全符合当时国人渴求改革的愿望。后来的事实尽管也证明了张资平行为的堕落，可黎烈文被排挤，又落得“反动文人”的徽衔，却真正凸显了世事的复杂难料和进步途程的蜿蜒曲折。这倒是这桩数十年前“腰斩”旧事可供我们今天思考的别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