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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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动笔于2003年，一年多后成稿，再经两次修改和联系出版事宜等，及至问世，已七历寒暑。

    做这项研究，多少有些偶然。过去对延安，一以年代迢远，一以政治意味的厚重，只是视为“圣地”。90年代初，意外接触了一些延安时期文化方面的材料，始觉先前认识失诸浅陋。

    且从文学讲起。凡既对当代文学、又对现代文学有一定阅读的人，应不难发觉两者间千差万别，从主题、人物、写法到语言，大相径庭，貌既不合、神益殊异。当中显然有断层。这个断层，因1949年之故，大家曾经觉得顺理成章，不以为意，笔者原来也抱此想。其实，这是再马虎不过的推理。“当代文学”，既不可能在1949年一蹴而就，根本也并非始于这一年。把一切简单归之于1949年，是典型的将社会史同文学史混为一谈。

    文学上“现代”向“当代”的转换，要早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更迭。后者犹未成为现实，前者实已大功告成。1949年7月，早于共和国成立三个月，第一次文代会举行。如果把文代会召开视为新的文化秩序开始运行的象征，则不能不看到，这一秩序无待乎由新政权加以培植，相反早就井井有绪、无所不备。

    嗣后的文学现实颇印证这一点。新的文学秩序迅速发挥作用，立收成效。文学一夜之间完成了改朝换代，旧的形态一荡而尽、不留孑遗。此态势通过建国初对萧也牧的批判，看得特别清楚。丁玲这样批评萧也牧：“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1951年8月10日）我们从中接受到一个信息：短短一二年，“解放区的文艺”模式，便覆盖了整个文艺创作，以至于萧也牧那种稍有变通的写法，已足以使人侧目。

    我们也看到，以1949年为界，作家队伍发生了神奇大换班。一批大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忽如其来，像雨后春笋涌出地表；以后，文学版面泰半归诸他们，领一时风骚的作品大致出于他们笔下，文坛瞬间易手。

    我们还发现，文学的观念与形态也突然整体改变。照理说，这更不应是举手之劳，因为文学观念和形态牵及思想、价值观、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乃是相当复杂的系统，若整体有变，势将经过一个全面整合的文学运动过程。但是1949年后，却并未经过这么一个运动，而直接发生了整体更新。这只能说明之前一切都已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所有这些，提示1949年以前文学早已就未来之变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应有尽有。倒是1949年，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什么都没发生。

    假使文学确实有个现当代断层，肯定不位于1949年。我们有把握指出，这个断层发生时间为1942年，地点是延安。我们未必主张就此重划现当代文学之间的边界，将当代文学提前七年、起点定在1942年——不必多此一举，文学代际之间有一定交叉很正常——但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的意识：1949年并非“时间”真正“开始”的地方（胡风曾以长诗《时间开始了》礼赞建国，这里姑借之一用）。

    2

    文学，只是延安带来的变化之一，乃至是比较次要的方面。

    研究延安之前我从不知道，之后却异常明白地晓得：我国20世纪文化源流有两个，而非一个；延安这个源流，重要性丝毫不逊于“五四”；从今天角度说，我们承自延安的泽被远多于“五四”，在文化上，我们主要是延安的骨血而非“五四”的子息。

    不要说普通读者，即在文化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也不多。“五四”一直被当作一个世纪以来精神思想的母体，被赋以文化根由的意义。其实这完全搞拧了。1942年以后，“五四”就不再是主导性精神资源，它的历史有效性仅仅到那时为止。虽然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界曾重兴启蒙再续其话题，但整个历史语境都已从内到外变化过了，人们即便想重新走到过去亦不能够。别的不说，单单延安以来所持续的变现代白话为革命白话这一语言过程，即足以令后世与“五四”阴阳两隔（在此，当然不必赘述语言对于人的思维的塑定作用）。

    虽然在字面上“五四”从未失去旗帜意义，但延安的确对“五四”价值观展开了切实的批判。这种批判，一面出于实用，一面具有伦理的高度。所谓实用，是指“五四”价值观及其文化形式，不利于在民众中进行革命的发动、普及和宣传，反而会造成隔膜，为此必须捐弃之。而在伦理层面，“五四”作为精英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运动，是传统文化领导权的一种延续，包含“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指向，革命意识形态既不赞成这种指向，也不接受其中的逻辑，故势必颠覆之。

    以毛泽东《讲话》为标志（包括此前略早发表的《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诸文），延安开始全新文化建构。以革命意识形态批判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党对思想文化的一元化领导终结自古以来“士”阶层文化霸权，用民间语言及样式克服“大洋古”和“高精尖”。整风运动后，延安揖别“五四”式思想文化，磊然成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体系。这一点，在同属左翼文化阵营，然而经历或未曾经历延安文化运动的人之间，表现凿凿。凡属后者，茅盾也好、夏衍也好、胡风也好（更不必说巴金、曹禺等）……无形中发现自己业已外化于新的文化，思想明显残留着“五四”的尾巴。这也是建国后出身延安和各解放区者如鱼得水、大领风骚，另一些人黯然落寞、欲振乏力的缘由。

    历史是一实践的过程。延安对“五四”话语的破除，本身尚非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延安思想文化随社会政治更迭，日后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少说有三十年保持其高度集中状态。它的标准，贯穿于方方面面；它的主题，反复刻写于各种作品；它的旨趣，渗透到每代人心间；它的言语，成为日常状态下的思维载体；它的观念与概念，是人们最自然的思维材料。延安与“五四”二者相较，当世有效的精神传统，肯定是前者而非后者。现实中，考诸意识、行为和语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脱得开延安的润泽。这是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上的由来，不得不做出的认定。没有这样一个认定，当代人对于自身往往一知半解，乃至怀抱不少错觉。

    3

    谈到延安的文化建树，就不能不去注意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座中，罗稷南提出一个问题：假使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现场亲聆的黄宗英记述了毛泽东的原话：“‘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2002年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为表示对所记负责，黄宗英还特意做了公证。

    罗稷南所提问题，盘旋在不少人心中。而毛泽东爽快做出那样的回答，似乎惊人，其实却是坦诚相见。为什么？因为提问者和作答者，都是在同一个前提下谈问题，那便是知识分子改造。

    鲁迅历来被认作革命文学的旗帜不假，但他卒于1936年10月，那时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刚刚在会宁会合，结束长征，又过六年，党才在延安发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思想文化的整合和建构。鲁迅有颗赤色的心自无疑义，但他能否“去掉身上的个人主义，把个人的工作统一到组织里面”却十分存疑。他曾说之所以不去苏联，是担心“吃了面包回来，还能不完全听话吗？”“捆得手脚不能动弹”。（参辛晓征《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以其弟子自居的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放炮时就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党的指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以，鲁迅真活到1942年后，乃至进入共和国，究竟能否和怎样融入知识分子改造，推以其一贯思想与个性，不能不令人好奇。须知，知识分子改造没有例外，不会因你是鲁迅而可独享逍遥。有趣的是，那天毛泽东对罗稷南提问的回答近乎不假思索，似说明这问题在他心中也早就一再想到过。

    知识分子改造，归根到底，出于建设强大文化领导权的需要。革命政权在延安立稳后，毛泽东制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出，“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但并非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就可以称之为“有了”这一部分人。对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阐述过“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狱中札记》）毛泽东实际也完全独立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是表述更具体，称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或干脆形象化地说成“和工农打成一片”。通过“相结合”和“打成一片”，去除知识分子旧的属性、旧的思想认同，彻底服务于革命意识形态、为革命意识形态所掌握。

    “五四”以后，尤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的观念上接受或倾向马克思主义。但一直以来，他们只是作为自由个体去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这跟组织化、规约化的思想一致性毕竟有很大距离。延安知识分子改造，所做工作就是将知识分子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从个人化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高度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下。

    这既是一个思想过程，也是一个组织过程；亦即，思想转变以组织化方式为保证。具体说，《讲话》等相关重要著作发表是思想过程，整风运动则是组织过程。有了思想基础之后，还需要开展有组织的各种活动将思想落实于行动，做到从言到行、言行合一。整风中，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审干、劳动实践诸多样式。这是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思想改造体系。

    事实证明，曾亲历改造运动的延安及解放区知识分子，与无此经历的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思想面貌差异明显。后者虽然以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感到扪心无愧，但其思想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整一度或曰有机度，大为不及。胡风悲剧，深刻原因实即在此。顺带说一句，作为鲁迅倚信之人，胡风解放后的遭遇，对于设想“鲁迅如果还活着”不无参考意义。

    延安改造知识分子的成功经验，对以后三十年，始终是一种垂范。从延安而全国，从1942-1944年而1949-1976年，知识分子改造在空间和时间上同时扩展。而其对历史的影响，会弥散更久。

    4

    延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文化革命的象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称“大革命”，其实没有多少新的创造。“文革”是一场政治飓风，若论文化方面，它的基本资源没有超越延安时期。“五四”算得上一场文化革命，然而却是一次主要局限在精英和知识分子范围的有限的文化革命，成果很少影响到一般庶民社会。延安发生的一切，不单扭转和重构了中国文化格局，也真正渗透到全社会，上上下下、老幼智愚、不留死角。

    对此，这里不及多言，只借语言一端略施管窥。

    诚然，“五四”终结了文言文的权威，但我们今天的语言却并非它的延续。同样是现代汉语，如果拿今天的文学作品同“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相比，将发现二者间存在明显而巨大的差异。在延安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早期和后期语言风格差异极大；直到1941年，延安作家的遣词行文、句式句法还承续着“五四”以来的风范，但1942年后面目大变，先前风格荡然无存，就像换了一个人。如今人们用“文人腔”来形容“五四”式语言风格，也的确是简明扼要。就此而论，“现代白话”与古典“文言”实乃一丘之貉，两者皆是与日常脱节，与民众脱节的“官话”或文人语。

    延安知识分子改造中，语言问题位居要津。在以往社会金字塔结构中，语言权力是最基础的支柱之一。居于社会上层的阶级，垄断了语言文字，使之成为他们专享的资源，进而利用语言来构建社会及其文化等级差异。数千年来的这种语言壁垒，在延安崩于一旦。经过延安的语言革命，既往的文化等级设置在语言上的种种藩篱，统统拆尽了。由于下层社会的语言的传统形象被重估，导致以往所加诸它的负面甚至是损贬的评价都被放到“阶级偏见”的意义上给予质疑，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继续试图以某种“故作高雅”的谈吐来表示他受过良好教育的话，本身可能就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种表现。久而久之，不论文学作品中，还是日常生活中，语言等级和分野基本消失，单从语言上，已经很难分清人们的职业、教育程度。

    作为辅证，可以考察一下沿不同脉络发展下来的内地和台湾现今两种中文的语言面貌。比之于海峡对岸，内地语言表现力更强，有血有肉，更能涵盖三教九流的众生相，更加口语化，语言禁忌更少。反观台湾，其作家的语言趣味则较内地明显典雅，措辞及行文所保持的文人化痕迹较浓较深。这两种不同的现代汉语，实即经延安改造了的“革命白话”，和未经这种改造、承续“五四”面貌的“现代白话”；其间，两地各自的文化历程可谓纤毫毕现。

    语言不惟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之意识、思维方式的根本。借此一端，我们完全可以认识或想见延安对于我们文化的深刻作用。

    5

    延安所形成的意义，涉及极广。书中，最后将其概括为十二大项，每一项都不可等闲视之。但是，跟这种巨大价值比，人们的所知实在太浅。为此，书中说：“事实上，延安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次革命带来了一个完整的问题系，或者说延安构成了一个多功能母题，以后中国迄于‘文革’，三十年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直接演绎这个母题。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引入了别的问题系，但延安问题系也未完全退出，至今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和言行，某些部分仍然承接和享受延安成果的影响。”又说：“延安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延安时代对20世纪中国文化，其重要性都超乎想象。‘延安’就像一粒纽扣——系上它，20世纪的历史和文化便‘旧貌换新颜’；同样，只有解开它，才能看见历史和文化的内部发生了什么。”究竟如何，敬乞读者识而鉴之。

    （《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李洁非、杨劼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