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来去归

    等《种子的信仰》（［美］亨利·戴维·梭罗著，王海萌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我等了许久。而拿到它的这个初秋，正适于展读——阳光清明，鸟儿啁啾，它应在寻找果实，对它而言是为果腹，对梭罗而言，却是传播。自然的这类隐喻往往极具美感。在《瓦尔登湖》中细致地“描写”了豆子、野鸽和红蚂蚁的梭罗，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流连于家乡康科德的野地，观察各类植物的生命历程，留下了上万页原始笔记。

    那个时代，《物种起源》刚出版，那种认为物种是突然地出现和消失、与前辈没有直接关系的“物种永恒”观点，依然十分流行。但从小喜爱自然的梭罗不信，他说，“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长期以来他的植物学作品被人忽视，如今植物学者却认为他是第一位受达尔文影响的盎格鲁-萨克逊野外生态学家，认可他“在午后散步中逐渐阐明了绝大多数种子传播和树苗更新的方式”。康科德的后院，由于梭罗这位倾听者的存在，诉说了比整个世界还辽阔的奥义。而自然诗人的禀赋给予梭罗更多：他理解大自然怎样用它实用的智慧，既不太多，也不太少，在那种微妙的平衡中呈现美。这是梭罗所看到的：“尽管这些种子没有翅膀，自然已经强迫鸟类吞吃它们并带着它们飞翔，这样它们也算是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翅膀。”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写《种子的信仰》的梭罗。没有那么多人生智慧，只有一些朴素的现实，呈以微喜的文字。下次再看鸟儿啄食西红柿或者樱桃时，我觉得我对生命的感觉都会不同。

    皮特·法朗士将梭罗列为其作品《隐士：透视孤独》（［美］法朗士著，梁永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中的重要章节，当然是基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所思。他曾反问，“难道观察四时的转换，不就是一件够严肃的工作吗？”他认为到森林中去才能过从容不迫的生活，领受生命的厚赠。梭罗的作品也启示了许多后来的隐士，如托马斯·莫顿，他在日记中表示《瓦尔登湖》对他大有启发，而寻求孤独是他一直以来的念头。

    澳洲学者文青云曾在《岩穴之士》中探讨中国传统的隐逸，认为与西方的隐逸十分不同：那些西方的隐者，都将远离众人、到遥远地方过苦修生活视为必经之路。法朗士笔下的隐士，无论俄罗斯灵性导师、印度的罗摩克里希纳、夏尔·富科尔或沙漠圣父，圣者之为圣，多半厉行过常人不能经受的苦行，面对过常人不能排解的孤独，因而体悟了常人无法企及的灵性智慧。

    隐士主题涉及许多话题，如孤独、个体、自然、自由等等，都是法朗士试图探讨的。他也引用了许多圣哲的原文，作为最有力的阐述。现代文明尤其消费主义泛滥以来，外在的索求和占有一直是人群身份的象征，人内向的需求却被掩盖。“对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一面倒的强调，会让我们失去发现孤独的价值——乃至孤独的必要性——的机会。”法朗士说。隐士启示了一种长久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非在孤独与静观中无以理解。 

    1989年，另一位美国人比尔·波特开始在中国的山间寻访隐士，那多是一些道教和佛教隐士，也非文青云讨论的“知识分子隐士”。这些隐士居于深山，人群若侵扰必驱使他们去更深的山，悬崖峭壁，自耕自种。写完这本《空谷幽兰》，波特并未停下其在中国的脚步。刚出版的《禅的行囊》，记载了他始于2006年春的一次寻访禅宗发源地的旅程。从五台山、洛阳到黄梅、九江，这一路包括禅宗六位祖师开创的道场。

    从四祖道信开始，中国禅宗确立了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动作为禅修之道的传统，从此蓬勃发展，后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同义词。波特来到湖北黄梅，四祖开创的道场，面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的山间谷地，他想到：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都是从表面看禅，“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

    这种面对原始语境的体悟，也许是波特寻访的最重要意义，也是他一再到山间的冲动所在。在与佛教接触近40年，翻译过寒山、拾得、菩提达摩等人的著作后，波特此行是来一路扣问禅宗关键词的——文字、如来、相、心等等，以达到与自己生命的某种和解。

    当历史和原野展开在面前，他和解了么？我们和解了么？也许，答案回荡在山谷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