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初版本

    这里所说的初版本指的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版本学者、收藏家对这样的书趋之若鹜，因为它们是该书以后各版本的祖本、母本。上海书店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分别影印了一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名著初版本，受到了各种好古之士、研究人员的欢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一名编辑，我对初版本兴趣不大，更愿意读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本。 

    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曾被多家媒体联合选为“2006年度十大图书”（见2007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30日《中国图书商报》等）。何兆武教授说：“我对现在的书最大的印象是，错字太多了。……我的《上学记》，错字就很多。每次别人找我要，我都要把错字都改了再送人，一本要改好长时间。”（见2006年12月20日《中华读书报》）明明是一本好书，作者又是名教授，出版社又是北京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书受到普遍欢迎是理所当然之事，不料改不尽的错字让人颇为扫兴。好比美人脸上长了过多的雀斑，使人遗憾。我想，像《上学记》这样既叫好又叫座的佳作，肯定很快就会再版，买它的再版改正本，对普通读者来说，不是更合适吗？

    书、报、刊错字不断的原因之一，通常可能是由于编辑学养不足，而又妄下雌黄。我曾收到一本谈胡适交往的书稿，二三审是两位退休的领导。老编审们看稿既快又细，写的审稿意见又一针见血，纠正了我没有看出的一些学术及历史问题，而且每人的审稿意见洋洋洒洒三四页，我至今仍保留着，时刻提醒自己看稿要仔细，尽量减少能力所及可以避免的错误。 

    每年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年中的全国书博会以及各出版社的专业展销会（如科技、教育、少儿、大学、文艺、美术、古籍等等）是各出版社推介自己产品的舞台，各出版社一般都围绕这三次订货会安排出书，所谓的“赶订货会”。一赶进度，就难免出问题。多快就不能好省，好省则多快就不能保证。编辑水平不够不要紧，可以随时同作者沟通，向作者请教，实在拿不准而作者又特别提出了要求的，应当把清样打出一份给作者，双方一起把关。就怕编辑不负责任，又过分自信，加上赶进度，强不知以为知，不出错才怪呢！

    我的一位朋友，前几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拿到样书一看，兴奋却被遗憾代替了：书名改了，后记却没有用改过的后记，使读者对书名莫名其妙；更离谱的是，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却游荡到第三篇成了篇名，使第一篇成了断尾巴蜻蜓，第三篇又文不对题。这就不单单是编辑的粗心了，几个环节都出了纰漏。

    台湾著名学者苏同炳（庄练），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先由中华书局出了影印本，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我忝为责编。书出版后收到作者长长的勘误表，我读后羞愧难当，当时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好在不久就出版了第二次印刷本，消除了错字，弥补了过失。 

    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钱锺书散文选，甫一面世即被专家挑出编排混乱、出处错漏、妄改译名、标点讹谬、讹脱百出五大类数百处错误（见《为钱锺书声辩》313—344页），使爱好钱先生著作的读者非常扫兴。

    我的一位同行朋友编了一套谈古代制度的书，他是学古典文献的，有关的书比我的多多了，利用手头的资料核对了约两千处引文。因为没有《全唐文》，有关的引文就没有核对。而恰恰是在《全唐文》的引文中出了差错。书出版后，被专家指谬。朋友无话可说，要改正只有等再版了。

    我们现在对出版物实行的是三审制。可三审制往往徒有虚名。以前通报批评的一部有严重问题的小说，竟然找不到三审意见。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即使一二三审意见齐全，也未必会足斤足两，货真价实。以年出书400种的出版社为例，有资格看三审的大概只有三四位社领导。假如每本书以20万字计算，平均每位三审每年要看2000万字。就算每位三审只看2000万字的三分之一，每年也要看700万字，每天2万字，就算三审们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但他们还要开会，要出差，要培训，会生病……按规定，二审是要看全稿的，但没有政策倾斜，没有资金扶持，没有教材撑腰的出版社，完全是自负盈亏，其二审也要当责编，也要完成自己的编辑任务和指标，也要为自己的选题获得通过而费心劳神。二审能看所审稿件的六分之一就不少了。三审制满打满算能打个对折做到一审半就不错了。 

    我们还有三校制和审读制，但审读是在书出版后，而不是在出版前，当审读们在进行审读时，初版本已经带着可能的错误上市了。亡羊补牢也得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本了。领袖讲话或高干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政治任务，校对会翻番做到六校而不是三校。除此之外，校对们对所校文字有一种职业性的倦怠和迟钝，只看文字而无暇或无兴趣深究意思。编辑水平下降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水平也在下降。否则，也不会造成全面的使用汉语水平的下降和无错不成书。极少数水平低的作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书稿完全交给出版社处置，使编辑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改不胜改。个别名气大、能量大、脾气大而学问不对称、能力不相应的作者，越俎代庖，取消了编辑的工作。面对这两种人物，连编辑都束手无策，校对们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钱锺书先生的《七缀集》共收了七篇文章，前面四篇因为曾收在单行本《旧文四篇》里，那本书的序言强调对四篇文章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后三篇（即《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的题注都有“这是改定本”的字样。在我看来，初版本都不是“改定本”，至少没经过审读后的“改”和“定”，更别说没有经过作者、读者的“改”和“定”。普通读者，是不是更愿意读“定本”而不是“初稿”呢？选刊及转载文字之所以错字相对较少，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初版本”，按理说是经过两轮三审、六次校对的，这样的文字如果再结集出书，照规定就会有三次三审，九个校次——错字仍难完全消除。 

    以上原因使我拒绝初版本，期待二次或三次印刷本。如果初版本是“草稿”，那第二次印刷本或再版本就有可能是“定稿”。普通读者大概更倾向于定稿吧？有人也许会说我“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也泼出去了”，我也觉得自己有因噎废食的倾向。但我们要读的书，多半是想一读再读的，而不是随读随扔的。如果书不能再版或第二次印刷，那这样的书，其价值就很使人怀疑了，错过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也许由于某种原因，有价值的好书真的一版后就成了绝版，没得到不就是种遗憾吗？我的回答是：这不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没有大师辈出的土壤和环境，即使偶尔产生了一位大师，你又偏偏漏掉了大师的佳作，也不必过分沮丧。世上本没有什么“必读书”，少读个把待证实的经典又能怎么样？没有读真正的经典又会有什么损失？“三不朽”自有德、功、言在，“言”是排在最后的。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一诗，诗中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死几个圣人都没什么可怕的，更别说错过了所谓大师的一两本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