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入圣庙？

    《汪穰卿笔记》中有一则记载，说是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纳某千总的女儿为小妾，于是破格将这位千总提拔为守备。他手下的大将彭玉麟得知后，直接冲到总督衙门要杀了这位小妾，曾国藩只能将小妾打发走。有人指责彭玉麟太不讲人情，彭回答说：“老师有入圣庙资格，特成就其入圣庙耳。非以论吾曹也。”在彭玉麟看来，曾国藩是可以配享孔子的，所以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要求他。

    这些记载不见得靠谱，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在晚清的那个动荡年代曾国藩的威望曾经达到过怎样的程度。不过，满清自建立政权伊始，对汉人就很不信任。尤其是江南的士大夫曾经以暴力或非暴力活动一再挑战清政府统治。而从康熙到乾隆，数位皇帝都想要压制江南这群士人。杨念群先生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的变异》写的正是清前期政府与江南士人在“道统”与“正统”的争夺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代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事件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其中作者对吕留良的分析颇令人玩味。明末出生的吕留良，在清初曾考取生员，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这对 “遗民”来说属于失节。不过，当时很多以遗民自居的江南士人并不禁止子弟参加科考，所以吕也不算太出格。可是十余年后他又做出放弃生员资格的举动，显示与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姿态，却颇出人意料。之后的事情更加奇特，吕留良为生计考虑，以时文点评（相当于现今的编印公务员考试教辅书）为谋生手段，这对他来说，恐怕又是一次失节，因为在时人眼里，评选时文是读书人最低俗的一种谋生手段。而另一方面，吕留良却又毫不留情地抨击当下的科举制度。而在皇帝那一边，雍正不惜以九五之尊公开批驳早已去世的吕留良，以致宫廷丑闻外泄。也许可以这么理解，在夷夏之辨的题目和压力下，为了争取人心和正统，皇帝和士人的心态和行事多少都有点扭曲吧。

    满汉矛盾总是或隐或现地贯穿了整个清代，朱维铮先生的《重读近代史》一书中就有多篇文章提及清代政治体制的一个特色——满汉双轨制。在朱先生看来，这是重读近代史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晚清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风生水起大有关系。传统的夷夏之辨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成了晚清同盟会等会党动员社会力量最有效的手段。只是，民国建立之后的乱象，却印证了孙中山先生虽然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策略，却也有其无法“走出中世纪”的面向。朱先生此前出版过《走出中世纪》及续编，这次的书名没有延续之前的套路，大胆猜想一下，也许是对“走出”不太乐观了吧。

    “走出”固然并不容易，怀想其实也不容易。在大学快马加鞭地圈地造楼冲击世界领先地位的今天，仍然有不少人怀念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一书的出版多少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当然，《联大八年》只是当时学生编的一本小册子，有论者认为此书只是“联大左翼学生的八年”。可是作为一份难得的资料，对今人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其中最后一篇的“教授介绍”，多少反映出当时教授们的一些个性和意趣，政治取向。在那时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情势下，教授们的政治取向也可以看出少许端倪。当然，更全面的著作是美国学者易社强教授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书中详细叙述了联大八年的艰辛历程，其中部分学生步行从长沙至昆明的过程，尤其令人震撼。对联大的学术、政治活动，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也有比较客观的描述，可惜此书中译本还未在中国大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