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酒店风仪

    这是文学评论还是学术研究？这是理论著述或是文艺创作？读过王彬先生的《水浒的酒店》，我竟一时弄不清这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属于哪一种文体？小说、散文作品，常有手法突破，不知怎样归类的现象，人们称之为“跨文体写作”。而理论著作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这部书说的是小说《水浒传》中的酒店，但重心谈的是历史——北宋时期的酒店以及相关的事象。论者从这部宏大复杂的经典作品中，发现、抓住了一个“眼睛”似的要紧部位，突入作品，由此也就把握了全体。小说中的酒店是一种艺术虚构，历史中的酒店却是一种真实存在。作者用历史证实小说，用小说求证历史，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搭起一座亦真亦幻、美丽别致的桥。这部书在分析环境（场景）和人物描写上，具有文学评论的严谨和深度；在钩沉北宋时期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中，则富有学术研究的客观和理性；而在章法安排和论述方式上，又俨然一副自由、洒脱的散文手法。可以说这是一部理论著述上的“跨文体写作”，而抓住文本的精微部位进行文化阐释——在研究方法上又富有创新意义。正因写法上的兼容并蓄，因而才让人读得如览胜景、兴味盎然。

    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论者谈到他的写作方法和意图：“采取了一种诠释的方法，漫游于小说中的活动场景。……通过诠释与考订，把酒店的风仪一点一滴地组合、复原，考订一种被小说淡化了的历史，重现一种被文学稀释了的文化，使原本隐没的文化背景凸显出来。”他要通过遍布小说中的酒店描写，这些描写往往是简单、残缺、碎片式的，并以此为引子，重新补充、组合、复原出当时的酒店风景和世界来，呈现出当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来。作者先从《水浒传》中的酒店之多、并成为各种人物和事件的重要场所写起，继而写了其时酒店的规模、经营、服务、种类、作用等；又从酒店延伸到茶酒店、素面店、茶坊、客店，再论说到各种店里的酒、茶、汤、器具。有场景就会有人物。作者又以水浒中的酒店为观察点，分析概括了众多水浒人物的社会属性、杀人经历以及文化人格。作者凭借深广的历史文化知识发掘和营造了一个北宋时期的酒店世界。这个世界是从小说中拎取出来的，但它又成为一个更加真实、丰富、独特的历史世界，一个具有作者个性色彩的艺术世界。可以说，这是王彬所做的是一次文学上的“考古”发现。

    《水浒的酒店》用历史证实小说，呈现了一种具体、完整、富有文化意味的酒店景象。历史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人文学科。历史追求的是事物的真实、完整、可信，而小说执著的是生活的逼真、细微、鲜活。但在“细节的真实”方面，它们的要求又是一致的。二者各有优长，又恰好可以互补，组合、交融起来，也许展现得正是一幅活的历史图画。酒店在《水浒传》里几乎无处不在，但施耐庵的描写可以说是无意识的，他只是觉得这是整个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的世界去描写，因此就难免是模糊、零碎的。而王彬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把握了当时酒店状况，用真实的历史证实小说中的酒店描写，还原了一种宏阔多姿、栩栩如生的酒店风景。

    关于当时的酒店，王彬在考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宋时的酒店十分普及，京都、州府、村镇，酒店之多，是不了解那一时代经济生活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即是说，在那时，酒店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酒店的触须已然伸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这样的历史常识，我们就不难理解，71回本的《水浒传》，为什么会有一半以上的章回，写到了形形色色的酒店。为什么梁山的主要英雄人物，他们的命运转折、反叛行为，常常发生在酒店之中。因为酒店是日常的生活场景，是一种公共场所，好汉们的聚会、密谋、分手、起事等，都要借它而发生。论者在梳理小说、考订历史后，总结出在《水浒传》中的酒店类型和样式，竟有19种之多。譬如宋江题反诗的浔阳楼、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用来接待好汉的朱贵酒店，等等，而有些酒店还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很有影响的酒店。譬如陆虞候哄骗林冲喝酒的樊楼，就是北宋时代最著名的豪华酒店，它是有五座三层高的楼房组成的一个建筑群，每座楼有百十处阁子（单间），五座楼就是五百处单间。而北宋的开封府，由政府开办的酒楼有72家，称之为“正店”，不能遍数的小酒店，称之为“脚店”。当时酒店的规模、气势，真是让今人惊叹、震撼！它反映了北宋经济的发达，商业的兴盛，人际交往的频繁。水浒的故事，就孕育、生发在这星罗棋布的各式酒店中。

    一部《水浒传》，写英雄豪杰从逼上梁山、抗衡官府，到接受招安、悲惨覆灭。有文学史家把它概括为反抗封建社会的英雄传奇，有政治人物把它说成是农民起义的悲剧。其实这些结论都是片面的。王彬独辟蹊径，首先，从文化学的角度，用统计学方法，以列表的形式对人物进行了社会分析，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结论。首先是对109位水浒人物，作了籍贯、职业、上山原因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指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属于上层人物，有的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只有三阮、双解，才是底层农民，不过寥寥数人，“简单地把水浒故事视为农民起义，是否过于幼稚了呢？”其次，作者从传统文化的层面，对水浒人物的文化人格进行了比照分析。忠、孝、仁、义，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水浒人物绝大部分属于上层阶级，他们总是想“改邪归正”，回到传统的人生轨道上。作者对20位水浒重要人物，在忠、孝、仁、义方面的行为作了辨析之后，找到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走向，就是在“造反”“起义”之后，依然要迂回曲折地实现忠、孝、仁、义的理想人格。作者的结论是：“这就告诉我们，宋江等人为什么一定要接受招安，因为这符合他们的人生追求。”《水浒传》的故事有依据，人物有模特，但基本上是虚构创作的，距离历史事实甚远，然而用历史的阶级分析、文化分析方法去验证，它确实揭示了北宋社会的某种本质规律和历史走向，因此是一部不朽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