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次林载爵先生(东亚出版人会议台湾代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东亚出版人会议,聚集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一批出版人,大家坐在一起,用日文、韩文和中文进行对话。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中日韩三国共处于一个汉字文化圈,或者说筷子文化圈、儒学文化圈。我想这是这个文化圈的一种新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要建立一种文化主体性,而且这种文化主体性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有深刻反思能力的。东亚出版人会议对凝聚区域知识作出的努力,我认为意义非常深厚,因为这样一种碰撞、交流,其实是一种文化资本、文化底蕴的积累,这种积累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其他文化,譬如欧美,譬如印度、伊斯兰世界、拉美世界等进行深入的文明对话。
以儒学来说,中国的儒学和韩国的儒学、日本的儒学都有很大不同。有时候我们把中国的儒学当作儒学的全貌,但如果你接触到韩国、日本的儒学,会打开一些新的视野。我从最直观的方面来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上,比如在1000韩元钞票的正面就印着韩国大儒李退溪的像,反面印的是李退溪创办的陶山书院。而在日本,从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开始,出现了一批儒商,比如长期支持“东洋文库”的三菱。我曾经收到三菱董事长来信,询问我对他们支持“东洋文库”这一举动的看法,我回信说,三菱能够支持“东洋文库”,是三菱的幸运,这比你们做任何广告都更有影响力。现在我们中国也在慢慢培养这种“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所以我想,中日韩三国五地的出版人能够坐下来进行严肃的交流,并且将各自的核心文本聚合起来,通过互相翻译形成深入的对话,确实非常了不起。现在我们所谓的“地球村”,远不是那么和谐,而是充斥着矛盾、冲突和斗争,也正因为此,才需要有对话。“东亚人文100”是一个极好的开始。
我有一个意愿,就是希望将来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形成一种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能够互相尊敬、互相参照、互相学习,从而为人类社群的精神资源的不断丰富创造条件。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