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本书引起的思考

    我这次回美国，随身带了两本书：《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2010年北大出版社版）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早在1978年就出了英文版，此前我已经读了很多遍，在美国给本科生开“中国史”课，以及近期在华东师大给研究生讲“大众文化史”时，我都向学生推荐了这本书。

    上世纪70年代，微观史学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大家现在看这本书也许会觉得很简单，但我们评价、判定一本书，应该放回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即便现在，我们史学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上层、国家、政府、政治、精英这些方面，史景迁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将他的研究视野放在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郯城县，这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地方。他那么早就注意到下层研究，我认为应该受到重视。

    研究下层难在资料的缺乏，《王氏之死》研究一个姓王的妇女的经历和遭遇，要找她的资料，真的非常难。史景迁通过以下三种资料：1.三种郯城县志（17世纪、18世纪、19世纪不同时期所编）；2.时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撰写的记录其从政经历的《福惠全书》，其中记录了他在政期间处理的一些案件；3.文学资料，主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当然也使用了一些其他资料，但这三种是基本的。

    这本书从写地震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看到生态的变化，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还有家庭的暴力等等。因为资料上的困难，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王氏是一个已婚妇女，跟别人私奔，后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又回到丈夫身边。丈夫无法容忍她，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将她掐死。因为与邻居有矛盾，为了嫁祸，丈夫将王氏的尸体放在邻居家的门口。黄六鸿在审理案件时，才将事情的真相查清。虽然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的死，但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全貌却由此都展示出来了。

    也许，人们会批评作者用蒲松龄的鬼怪故事用作学术研究的材料有失严谨，但蒲松龄生活在离郯城县很近的淄博，小说中虽然不是直接地描写郯城县，但风土人情非常接近，补充了人文环境方面材料的不足。史景迁能从非常有限的资料里建构出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下层人民的经历，以及一个普通女人的悲剧，这种方法和思维是非常独特的。我将这本书推荐给学生，目的在于开阔他们的思维——怎样使用史料，怎样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进行课题的研究。

    《在美国发现历史》虽然才看了一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虽然他们讲的都是在美国的学术发展过程，但如果我们仔细读，会发现他们对很多问题如美国政治、文化、学术、教育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都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为每个作者有着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以及独特的环境和经历。例如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就有相当对立的评价，有的看到的是西方历史学的困境，主张历史的客观性，推崇德国史学大师奥波特·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主张的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对从1930年代以来从美国兴起的，认为客观历史材料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脱离“主观”或自我意识的史学观，进行了尖锐地批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赞赏史学界对兰克史学观的反思，肯定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批判，认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再现的，所谓客观的历史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据资料建构历史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历史都有主观性，我们所写的历史都是通过我们所看到、所理解的历史。当然，我自己的史观应该属于后一种，比如我从来不宣称我所研究的街头文化或茶馆，就是真实客观的历史本身，而不过是这些历史在我眼睛所反映和在我头脑中的重构而已。虽然我没有同史景迁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从他的历史写作看，我估计他不会是兰克的支持者。

    《在美国发现历史》最大的特色，也是它非常好的一面，是书中写的都是作者真实的经历。很多海外华人喜欢展示他们发达顺利的一面，而这本书里真实地记录了作者们的挫折。我们这些人出去留学、工作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很多磨难，特别是读书期间。我自己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的时候，忙着读书，做助教，写论文，准备课程，每天早上6、7点钟起床，到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每天最幸福的瞬间就是上床休息那一刻，这种幸福感是以后所难以找回的。我经常想，没有那时的磨练，哪里会有后来在学术上的脱胎换骨。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