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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9月15日 星期三

    怀念阴法鲁先生

    杨牧之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15日   15 版)
    阴法鲁在颐和园

        收到我的同班同学崔文印郑重送我的《阴法鲁学术论文集》,十分感慨。我从头读到尾,包括“前言”和“编后记”。“前言”是以给《文史知识》写的一篇文章做为“代前言”的。我细数“论文集”中共收有五篇阴先生给《文史知识》写的文章。那些年我正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重读这几篇文章,当年向阴先生组稿的种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眼前。阴先生有求必应,以他的音乐史研究这份很少有人企及的成果,给刊物平添了许多亮色。《学术论文集》前的几幅照片,也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看着照片,仿佛阴先生就在我们面前:阴先生青年英俊,阴先生与师母马恩惠老师的合影,阴先生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特别是《学术论文集》最前面的那幅阴先生的肖像照,可能也是先生离今天最近的一幅照片,让我觉得,阴先生即便走了,目光依然专注,嘴唇闭得严严的依然不苟言笑。这几张照片,展示了阴先生的一生和阴先生的为人。

        我合上书想,如果阴先生生前看到他这部《学术论文集》,他会怎么想,他满意吗?

        阴先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37年“七七事变”,他刚读完二年级。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阴先生追随前往。1938年,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阴先生又前往就读。大学本科毕业后,阴先生进入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194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研究助教。

        据白化文先生考证,阴先生在文科研究所的那一期,人才济济。同时毕业的还有文学部逯钦立,史学部杨志玖、王明,语学部马学良、周法高,哲学部任继愈等等,都成为一时翘楚。白化文先生说:“成品率达百分之百”。颠沛流离而成才者众,那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业绩,颇令人遐想。

        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阴先生随学校迁回北平,后辗转北大历史系,科学院史学所,直到1960年又回到北大中文系。

        我作为阴先生的学生,阴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对自己的严格,一生谦恭和严谨;而对别人,始终的热诚、宽厚和栽培。有人说,这种品德是中国标准的为师之道。有标准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近年我常想,这种为师之道在今天该怎样坚持和发扬呢?

        阴先生从大学毕业便开始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一生锲而不舍,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果。我在先生的《学术论文集》附录中,有幸看到先生研究生毕业时写的论文《词与唐宋元曲之关系》手稿(影印),蝇头小楷,一百六十余面,字字工整,令人叹服。这篇论文是先生以音乐形式解释文学问题的大胆尝试,也是先生围绕音乐史,进而探讨音乐文化、文化史的开端。接下来,先生又修改1939年写作的《先汉乐律初探》、写作《唐宋元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研究成果渐多。但是阴先生写完后都不急于拿出去发表,就连五六年前写的文章《先秦汉律初探》,修改后仍要再次刻写蜡纸油印出来,继续征求专家意见。阴先生刻写蜡纸水平很高,到上个世纪60年代,给我们讲授《史记》、《诗经》专书时,所有辅导材料还都是先生自己亲手刻写油印,一笔一划,一丝不苟。这些材料至今我还收藏着。

        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和杨荫浏先生合作破解了南宋词人姜白石所存词曲。姜白石留给后人的歌曲旁谱,是留存至今唯一的宋代乐谱,可惜已经没有人能够读懂,也就没有人能够演奏了。这是十分遗憾的。阴先生认为研究破解姜白石创作和记录的音乐作品,可以了解七八百年前宋代乃至唐代的音乐,于是他下决心破译。他充分发挥他的音乐与诗歌结合,音乐史与诗歌史联系的观点,认真掌握地上保存和地下发掘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资料,把对古代音乐的研究做成一个大系统,终于取得突破。他和杨荫浏先生合作,阴先生发扬了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功底,杨先生凭借着对古代音乐的高深造诣,两人珠联璧合,终于完成了《宋姜白石歌曲研究》,使仅存的宋代曲谱重新悠扬,使今天的人可以听到近千年前的古乐。

        但阴先生以他一贯做人的原则,很少谈他的这一贡献。当有的同志谈起这一了不起的成果时,他先是说:“近年来许多音乐史家都注意到中国音乐史既不能和诗歌史分离,又是和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把自己放入“许多”研究者之一员的地位。再问他,他便会说那只是“学习前辈研究方法,从事整理运用音乐史料的点滴体会。”

        阴先生的研究很注意对外国音乐文化的探索。他的重点是不同国家相同相近的东西,从相互借鉴或吸收中寻找本来面目。比如,现存的相和大曲中有《陌上桑》(即《艳歌罗敷行》),后来发展成乐府《秋胡行》。讲的是秋胡结婚三天便外出谋官。多年后,得官荣归。“睹一好妇。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采桑女断然拒绝。夸赞自己丈夫多么好。回家后,发现桑园中调戏自己的竟然就是自己的丈夫。于是羞愤难当,便投河自杀了。

        阴先生发现印度拉贾斯坦有一支歌曲,内容与《秋胡行》大同小异,只不过“回到家时,女子喜出望外地发现那个男人原来就是她那远出归来的丈夫。”

        从中看出,两国音乐文化互相影响,而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道德观不同,音乐或诗词也就不同了。阴先生的探讨是很有意思的。

        我又想到他考察西藏时的一件收获。

        1959年,阴先生还在中科院历史所做副研究员,参加了西藏考察工作。先后四个多月,几乎走遍了西藏所有大的寺庙。对于这次考察,同去的考古专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教授有过记述。宿白教授说,当地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去哪儿,所以效率很高。在西藏奔波山重曲河北岸的萨迦北寺,阴先生在狭窄阴暗的藏经殿中,发现了一大批约五百五十余卷汉文经卷。经宿白教授鉴定,这一大批经卷就是《金藏》。白化文先生说:此藏是元宪宗蒙哥六年(1256年)印造,舍入当时燕京的大宝积寺。不知何时入藏萨迦寺的。它可以补《赵城金藏》之不足。宿白先生对阴先生说:“你这可是伟大的发现啊。”宿白先生因为高兴而特别地光大其事。确实,如果不是阴先生深入尘封土掩的经卷中去翻看,不是他多年养成的钻研精神,这批经卷可能至今仍沉睡经殿。而后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也确实把可以补《中华大藏经》影印底本《赵城金藏》之不足的《萨迦寺金藏》部分影印补入。可见阴先生发现的重大意义。当访问阴先生的同志问他,您是不是在萨迦寺发现了《金藏》。阴先生很平淡地说:“在萨迦寺看到了一批汉文佛经。”这就是阴先生。

        阴先生这种谦逊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上个世纪90年代,阴先生已经七十多岁,商务印书馆要给阴先生出一部论文集。谈了多次,先生终于答应了,把自己的文章再三筛选,反复斟酌,编好送出。但阴先生总担心论文集中有什么不妥之处,送出不久,又托人把他的论文集从商务印书馆要回,再加审核。可是,先生身体一年比一年衰老,精力一年不如一年,在他八十七岁去世前,终未能将书稿退回商务。

        阴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应中华书局之请,将遗稿送中华书局出版。责任编辑在翻检编排时,发现阴先生已经做过很多加工。

        阴先生不马虎、不急躁,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直到去世都没把稿子交出。这种严以律己、精益求精的精神实在让我们这些学生敬佩。而《学术论文集》没能在阴先生去世前出版,也让我们做学生的倍感遗憾。

        后来,我已不在中华书局工作。当我拿到此书的责任编辑崔文印送我的《阴法鲁学术论文集》,我内心由衷地感谢他。文印不但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而且把书编得精心、严谨,大方而庄重,实在是代表了阴先生的弟子的心愿,是给先生献上的一瓣心香。

        而阴先生对我们,对他的学生、同事却总是满腔热诚,一片忠厚。

        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不但听过他的《史记》、《诗经》专书课,他还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那时我们三四个人集体译注《辛弃疾词选注》,由阴先生指导。白天有课,常常在晚自习时请阴先生来辅导。阴先生不嫌累,晚上总是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给我们答疑。有时我们会发现阴先生指甲旁还有滞住的面粉,那肯定是刚忙完家务。我们几个同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内心都不平静。每当这时,我们都会尽快地把非提不可的问题问完,以便让阴先生早点儿回家。

        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愈加热闹,“辛词选注”没有搞完,不过,我记着阴先生的嘱咐,办事要有恒心。在文革后期,借“开门办社”的机会,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胡念贻、陈毓罴等先生合作,搞了一本《辛弃疾词选注》。文革结束之后,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辛弃疾》,由中华书局出版,总算向阴先生交了作业。

        阴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是永生难忘的。

        1985年,我在中华书局编《文史知识》。一天,阴先生找我去。他说,他因为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希望我能接着他给学生讲授《诗经研究》专书课。我大吃一惊!这个课是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系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听完还要考试,考试成绩要记入档案,我哪里有资格给北大三个系的学生教授专书课啊。阴先生说:“你可以,不用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没开过这门课,必须一讲一讲从头备课写讲义;再说,每周讲一次,每次半天,三个多小时,那要准备很多材料啊!何况,我是一个月刊杂志的负责人,设计选题、组织稿件、终审发稿、宣传推广等等,已经够忙了,实在没有勇气接下来。阴先生见我畏难,又说:“你讲吧,有问题一起商量。” 

        望着先生期待的目光,我没有办法拒绝了。当然,去北大讲课的光荣对自己也是个动力,我接受了阴先生的邀请。

        北京大学距我家很远,当时我住在社科院东边建国门内的南牌坊胡同。那时,工资很少,打不起出租车,坐公共汽车,路途遥远,怕身不由己掌控不了时间,耽误上课。所以,每到讲课的那一天,我就骑上自行车,早6点从家出发,一路奔西,7点25分前到北大的教学楼门口,放好自行车,擦把汗,走入教室,7点半正式上课。

        阴先生见我往来太辛苦,又去学校申请派车接我。我因为当时还只是副编审,相当于副教授,不够专车接送的资格,在阴先生还有当时教研室副主任严绍璗先生的再三要求下,学校同意我打车往返。后来,我当了编审,阴先生、严绍璗先生又马上要求学校派车接送。我至今感念不已。

        一天,教研室秘书通知我,下次阴先生要来听你讲课。我脱口而出,我讲得不好,千万别让阴先生来浪费时间。

        其实,先生是导师,又是教研室主任,听教师讲课,考核讲授质量,以便改进,乃天经地义之事,但我不懂规矩,只想了一个方面。阴先生为人笃厚,今天想想,可能他感到了他要来听课让我产生的紧张心情,真就没来。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然感到自己做的不对。

        不久前,阴先生的学生,现在复旦大学任教的葛兆光教授,给我寄来他当年听我讲课的笔记,让我颇为感慨,深深怀念培养我、推着我进步的阴法鲁先生。

        其实,阴先生除了体谅学生,发现学生的错误还是及时指出的,不过真的是很注意方式,注意时间地点,注意给学生留面子。

        严绍璗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件往事。1974年,他第一次访日归来,在专业教研室介绍访日情况。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最后结束,出国访问还是挺稀罕的事,所以听讲的人很多。他讲到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宗的总本山。当时严绍璗把黄檗(bò)念成黄檗(bì)。第二天,阴先生在路上碰到严绍璗,叫住他说:“老严,你说的京都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ò)宗,不叫黄檗(bì)宗。有一种树就叫黄檗(bò)。”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要认识。”严绍璗脸红了。阴先生便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都记住也难,平时留心就可以了。”严绍璗很温暖。阴先生本来昨天当众就可以指出他读错了,但阴先生是顾到严绍璗的面子,没有说。严虽是他的学生,年龄也大很多,阴先生仍然考虑得很周到。对比阴先生的严以律己,这种宽厚待人不是更让人感动吗?

        如今,当年那个年轻、幽默,业绩丰硕的严绍璗先生也已近古稀之年。我们这些比严先生晚两届的阴先生的学生,也都两鬓斑白。大家回忆起阴先生,心里仍然充满温暖,充满感恩。阴先生就像我们的父兄。但是,回顾阴先生的一生,我们也愿意阴先生不要总是那么“谦恭”,您也放开一些,和您的学生说说自己的快乐,说说自己的烦恼,那对您的身体一定有好处。

        阴先生我们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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