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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一直认为关于人类的身体，从来就只有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现代医学”讲述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关于人类身体其实可以有很多种陈述（比如还可以有藏医的陈述、印第安人的陈述，等等），而且对这些陈述还很难简单判断谁对谁错。
袁媛是我指导的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她入我门下之前，学术背景十分丰富：本科是学生物技术，毕业后在医学院做过三年学报编辑，然后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了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来攻读科学技术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已经是第四种专业了。
对于学科学史的人来说，这种多次的改行不仅不一定是缺点，有时反而是宝贵的财富。袁媛博士从本系毕业后，执教于东华大学，勤勉精进，进步很快，隐然已有学术新秀气象，令我十分欣慰。现在她的第一部专著《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即将出版，征序于我，我自然不能不从命。
此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当年她的这篇博士论文，以相当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这里有一个问题，事关学术理念，正好借此机会来谈一谈。
现在国内的研究生导师，在确定学生论文选题时，大致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毫不犹豫地将学生的论文纳入当下自己承担的课题中，让学生们来完成自己课题的一个个部分。这种状况，估计占了目前研究生论文选题的绝大部分（理工科各专业更为明显）。这种做法被视为天经地义，而且还受到鼓励。前几年开始盛行研究生导师要为研究生支付费用，虽然遭到一部分文科导师的反对，结果当然是无济于事。这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上述选题类型——学生就是你的雇员，你从课题里出钱为学生支付了费用，学生当然要为你的课题干活。有一位教育部长为这种制度辩护时，就曾表示“导师没有课题还指导什么研究生？”
第二种，是首先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考虑学生的专长背景，在这个基础上和学生商定选题。在学生的论文选题上，完全不考虑自己正在承担的课题。除非学生的兴趣恰好落在导师的课题上——不过谁都知道，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是极其微小的——因为那些“课题”经常是连导师本人也感到索然无味的。
我从1990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担任研究生导师开始，20年来一直对学生采用第二种选题方式。
由于我一直遵循“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考虑学生的专长背景”的选题原则，所以20年来由我指导毕业的研究生，其中包括14名博士生、15名硕士生，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堪称五花八门，没有一篇和我手中的课题相结合的。当然，有和我的研究兴趣相结合的（比如近年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研究兴趣要是“上升”到了变成“课题”的地步，通常也就难逃索然无味的命运了。
这样的选题原则，当然对学生的成长更有利，学生做论文的时候也能够快乐更多，痛苦更少，但是这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学生非常想做一个题目，这题目又不属于我熟悉的领域，那我怎么办？
确实，这样的问题我至少已经面临过两次，其中一次正是袁媛的论文。
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会坦然告诉学生：这不是我熟悉的领域，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个题目，我能够帮助你的是：一、利用我的学术经验帮助你判断题目是否成立，是否有意义；二、从学术研究的一般意义上对你论文的框架、结构、思路等等提出建议；三、为你找一位熟悉该领域的专家审查你的论文。但是无论如何，你选择做这样的题目，你就要更多地self-taught啦——其实任何一位博士生或多或少总是要self-taught的。
实际结果是，袁媛的论文做得相当好，各位审查专家对她论文的评价也都相当好。附带说一句，我指导的另一篇让我面临同样问题的博士论文，结果成绩也非常好——蒋功成博士毕业后，去年已经在他执教的高校破格晋升为教授了。
从科学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整个现代科学体系，基本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通过从西方全盘植入而确立起来的。这个过程当然从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有些学科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的17世纪早期（比如天文学）。在这些植入的学科中，有些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对应的学科，而且也相当发达，就会产生观念上的（甚至行动上的）冲突。
作为描述和研究人类身体功能的生理学，情形就是如此。古代中国虽然没有“生理学”这样的学科和概念，但是对于人类的身体，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认识和描述，而且这些认识和描述是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和描述，与西方的认识和描述大相径庭。
例如，中西方对人体描述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中国人的描述有经脉而无肌肉，西方人的描述有肌肉而无经脉。这种差别，至迟在公元2、3世纪就已经形成了。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来看中医的诊脉，它确实是难以理解的。虽然西医也承认脉搏的有无对应于生命的有无这一事实，但依靠诊脉就能获得疾病的详细信息，这在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和描述体系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无法解释的。
近年已有国际声誉的日本学者栗山茂久，著有《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一书，正文开头一大段，竟是对芥川龙之介一篇著名小说的复述，芥川这篇小说因为改编成了电影《罗生门》而声名远扬。大盗多襄丸奸武士之妻、夺武士之命一案，扑朔迷离，四个人物的陈述个个不同。栗山茂久复述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隐喻或象征——人类对身体的描述也是一个“罗生门”。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这个《罗生门》的隐喻，那么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其实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偏听偏信的——我们已经被西医唯科学主义的言说洗脑了，以至于许多人一直认为关于人类的身体，从来就只有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现代医学”讲述的故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关于人类身体其实可以有很多种陈述（比如还可以有藏医的陈述、印第安人的陈述，等等），而且对这些陈述还很难简单判断谁对谁错。
袁媛的这本《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并无明显的后现代色彩，她也没有打算在书中对唯科学主义进行讨伐和清算，但是她用女性特有的耐心和细致，详细梳理了西方现代生理学如何取代了中国人对身体的传统认识和描述，并且最终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历史过程。
如果站在激进的后现代立场来看，袁媛所梳理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在对身体的认识和描述上被西方人洗脑的过程。如果还要沿用《罗生门》隐喻的话，在袁媛这本书里，我们或许可以听到相当于《罗生门》故事四个人物中两个人的陈述——我想应该是大盗多襄丸和武士灵魂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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