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走向缓和是一个必然

    作家万方家附近有一条美食街。每到夜晚来临，霓虹闪烁，一家家饭馆灯火通明，人满为患。这时候每每在街上穿行，万方心生恍惚，觉得万物众生都盛在一只大碗里，而这碗就是人生舞台。一个真实又虚幻的名字猛地冒出来，变成了今天的《纸饭馆》。

    此书距离《香气迷人》已有八年。从《空巷子》、《空镜子》、《空房子》到《纸饭馆》，在这矛盾与虚实变幻中，万方对于爱情、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解读？

    “我写着写着，发现所有女人的骨子里都是相同的，都有对感情、对爱情的渴望，这种渴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力量，就像黏合剂一般，让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她说。当她的思考和困惑在《纸饭馆》中慢慢通过笔下的人物流露，带给阅读者的，却是关于生命的温暖与慰藉。是的，人活在世上，某些困惑无法解除，而某种情感是生命中无可替代的力量。

    读书报：这部长篇的写作用了八年时间吗？

    万方：《纸饭馆》这个想法已经很多年。最早我特别想写一对姐妹，她们有极为不同的生活轨迹。后来一想我都写《空镜子》了，不能再写姐妹；我又想写一对兄弟，已经在琢磨写了一些提纲，余华忽然出了一本《兄弟》，我想不管怎样不能再写兄弟了。但是一直在脑子里琢磨，想了八九年，最后想到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就像生活的河流，每个人都是一条河，他所携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冥冥之中，由于内心的激励，或者是自然力的驱使，都逐渐流向了一条共同的河床。我对人生有这么一种感觉，这可能是与人的经历有关吧。

    读书报：《纸饭馆》塑造了一个对男人很有“杀伤力”的女人尤玲。这和您过去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太一样。

    万方：尤玲是和我自身比较有距离的一种女性。我发现生活中有一种女人，长的并不是多么漂亮，可是她对男人就是有一种吸引力，我特别想琢磨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是怎么能够做到这点的。有时候我觉得很神秘。在创作尤玲的过程中，我也在琢磨这样一种女性，她的生活轨迹，她和男人的关系，她对于婚姻、对于爱情是什么样的感受。

    尤玲更多的是我的一种想象，当然也不完全是想象，我内心里也有尤玲的这样一些成分在里面，每个女人心理都有那种特别想疯狂的心结。  

    读书报：这一种女人的爱情观和一般的女人有不同吗？还是本性如此？

    万方：我也想到爱情，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什么。有一类女人完全从物质出发，但是我觉得尤玲不是。真正有魅力的女人不是完全从物质出发的。尤玲内心有最本真的东西，每次投入她总是让自己信以为真。真正投入也好，为了某种目的投入也好，她情不自禁会把自己的生命都投进去。但是在她一次次的经历之后，爱情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还有没有。我自己也觉得困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在这本书里是不是有了答案。

    杜拉斯说过“你可以没有情人，但是不能没有对爱情的嗜好”，这句话说得很好，实际上说明爱情成了一种嗜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成了一种习惯。尤玲后来就是这样，人老珠黄了，还会对男人有兴趣，搞一些网友们聚会，失去成为中心的光彩她感到不甘心、很失落。

    读书报：您的作品在展现人物的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变迁。

    万方：这本书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这个舞台使尤玲有一个极大的展现的机会，要不是在这个年代里，尤玲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而且我写的时候，有一种对于30年的那种感受。时间过的飞快，这个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在写作的时候，尤其对这一点有非常敏锐的感受。经过了那么多之后，又回归到一种像涂刚和尤玲那样的生活状态，而已经经历了那么喧闹的风风雨雨也好，惊涛骇浪也好，最后又回归到风平浪静。

    读书报：您说自己小时候比较“贪玩”，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万方：写《杀人》的时候。开始写的时候我想的特别好，后来我自己跟自己说：难道我只能这样，不能写得再好了吗？后来写着写着，忽然有一天，我觉得写出来挺好，从那之后我没有那种“怎么就不成”的感觉，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所以写作是像谜一样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怎么学会的。

    读书报：《杀人》在《收获》上发表时，是作为自然来稿吗？

    万方：李小林退过我的稿，她不讲关系，所以我对她很敬佩。你写的不行就退稿。《杀人》发表前我已经在《收获》发过两篇，第一篇是写自己，基本是从自我感受、自身经历出发的《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改了不知道多少次；还有一篇《真情易受》，改了不知道多少回。这种修改的过程也是学习写作的过程。《杀人》寄给李小林，她提了很少的两处修改意见，并且用了头条。我特别高兴。

    读书报：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有30年，《空镜子》之前您的创作有一点残酷或者凶猛的色彩，为什么到了《空镜子》开始变得平和宽容。能否谈谈自己创作风格的变化？

    万方：可能跟经历有关，实际上跟人生的年龄段有很大关系。我觉得生活是不断妥协的过程，在年轻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种对抗的态度。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因为你心里有冲劲，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你就会很对抗。但是随着你不断地在生活中磨炼，你会发现你是在一步步的妥协，有些东西你不得不接受。所以到《空镜子》的时候，我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我变了。内心燃烧的东西还有，比如前些时候话剧《有一种毒药》，仍然有强烈的、极端的东西。但是真正在创作中，更多地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态度。

    在《纸饭馆》里，最终我还是走向缓和，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今天很多年轻的作家在对人对事上，从最尖锐的、最激烈的态度逐渐走向一种平和的趋势，这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的一条路。有些与社会绝对不融的态度，是不可能持久的，你肯定要被社会所吸纳，然后你也要跟社会有一种相融的态度，这在写作上都会体现出来。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人写透，把作品中的每个人写透特别重要，起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读书报：您的写作状况是怎样的？小说戏剧是怎样不同的创作心态？

    万方：我的生活特别单调，早上起来，遛完狗就坐在电脑前写作。小说到下午是写不了的，因为小说要拿出你最棒的精力，我上午只写三个小时，就写2千字。最好的感觉是，你写到这儿觉得底下挺好，还有的写。

    写小说要自由得多。我被小说所限制的是文字，比较在意文字感，怎么把感受和人物用文字表达好，这是一种限制。但是毕竟文字的组合是极宽阔的。戏剧被限制在一两个小时、被限制在几十平米的空间里，这个限制又是它的魅力所在，你时时刻刻被限制挑战着。可以写小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以写戏剧的东西……起码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很少。戏剧让我更满足，因为你可以坐在观众席里，感受到观众对戏的反馈。

    读书报：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万方：我手上有一些上世纪40年代时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情书。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一个“第三者”。这个事情特别让我困惑，采访我的人很多，所谓采访就是采访我父亲，问我父亲怎么回事，我可能是最不配合的。我觉得情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我不愿意多说。

    近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有一种纠结，就是我母亲的身份，这个对我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到了今天，我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看的挺清楚了，我现在有点下定决心来突破这个障碍。我从心里是非常非常理解我父亲的。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好自己，希望写好关于我父亲这部分。

    万方出生的那年，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父亲曹禺是人艺的第一任院长，万方从四五岁起就被父亲带去看戏，从小耳濡目染，并最终将写作变成了终生的职业。 

    目前，万方改编的话剧《有一种毒药》正在上演，今年适逢其父、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万方不仅再度拿出这部作品，还特别让自己的儿子苏蓬担任导演，不仅是为了纪念父亲，更多的也是在续写着她和万家人的“女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