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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9月08日 星期三

    煲呔与包太:包法利夫人154岁变成兔女郎

    记者 康慨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08日   04 版)
    封面标题:《包法利夫人》,史上最令人羞愤的小说。

        本报记者 康慨 报道  《花花公子》杂志将154岁的名媛爱玛·包法利变成了文学版的“本月花花女郎”。

        1856年让法国人感到震惊与欣快的福楼拜经典名作,登上了9月号《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在英国模特凯莉·布鲁克仅着煲呔的照片旁,印有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包法利夫人》,史上最令人羞愤的小说。

        《独立报》9月4日报道,84岁的《花花公子》创始人、终生有志成为文学评论家的休·海夫纳利用其Twitter宣布,《包法利夫人》乃“一剂伟大的读品(a great read)”。

        该杂志突然对19世纪的法语文学经典生发独厚兴趣,未免令许多法国人变成了丈二和尚。《戛拉》(Gala)杂志干脆兴高采烈地重构了故事:“爱玛·包法利在《花花公子》上脱衣!在永镇卖弄风骚!从卢昂现场直播,当选比基尼小姐!在渥毕萨尔庄园的舞会上,和客人打情骂俏!”永镇、卢昂和渥毕萨尔庄园(译名据李健吾中译本)都是小说中包太太生活过的地方。

        真实原因在于,企鹅公司将于本月出版《包法利夫人》的新英译本。该版本由美国小说家和翻译家、普鲁斯特的译者丽迪娅·戴维斯(Lydia Davis)操刀,将福楼拜精雕细琢的纯正法语,置换成了莎士比亚化的风俗英语,据信将成为迄今最严谨的英语译本。

        法国鲁昂(即“卢昂”)大学福楼拜中心主任、著名福翁学者伊万·勒克莱尔(Yvan Leclerc)对《独立报》表示:“从我本人来说,看到《包法利夫人》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还是挺高兴的。不过话说回来,我吓了一跳,因为《花花公子》毫无疑问出于商业因素,竟然在封面上把《包法利夫人》宣传为‘史上最令人羞愤的小说’。难道它比萨德侯爵还令人羞愤吗?”

        跨过无尽的广告和艳照,你会看到,当期《花花公子》从第56页开始,中经跳页下转,至第108页结束,共以整幅的五页长度刊出了戴维斯新译《包法利夫人》的节选。内页大标题使用粉红色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字体,衬以跨页插图,描绘全裸的包太太半挂在马鞍上,与其散落的衣裳一起,漂浮于夜空,身上渔线般绳索的另一端,牵在画面深处一个男性暗影的手中。

        该刊节选部分,乃《包法利夫人》中卷第九章,讲的是风月老手、流氓大地主罗道耳弗·布朗皆故意等了六个礼拜,才对包太太发动引诱的故事。李健吾中译本如下:

        六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罗道耳弗来。最后有一天黄昏,他露面了。展览会的第二天,他对自己讲:

        “别去早了;去早了反而坏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包法利夫人》的译者序写道:“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主人公怎样走到服毒自杀的道路的?随便一个读者都会看出,统治阶级和它的社会制度要在这里负重大责任。”

        而《花花公子》的觉悟显然不够高。该刊在节选部分的题记里声称:“她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罪人之一。不过她是被引诱的。在此新译本中,爱玛从一个外省寂寞人妻到狂热荡妇的转变历程,提醒着我们,人性与丑行仅有一步之遥啊(what a scandal it can be to be human)!”

        包太太的故事是个悲剧,但如《独立报》所言,有些评论家认定此书实为黑色喜剧故事。无论如何,包括勒克莱尔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力推《包法利夫人》为“第一部现代小说”,不仅因为福楼拜执著于文体,更因为他几乎抑制了自己对主人公的一切同情。在2007年对当代众多作家的一项调查中,《包法利夫人》被公推为历史上第二伟大的小说,仅次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书中有几处性描写,但写得很美,肥而不腻,着力于感情渲染,而不涉具体的性行为,因此福楼拜虽在1856年被法国政府控以低俗,但仍以不删一字而获判无罪。

        “今天没人认为《包法利夫人》令人羞愤,”勒克莱尔教授说,“但此书确具革命意义,永远改变了小说艺术。福楼拜从几个方面终结了19世纪小说的旧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新的风格,也让他本人和读者远离了对其主人公一切情绪化的同情,这些因素,再加上政府在审判中败诉而引发的解放效应,便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

        《包法利夫人》此前已有多达15种英译,但戴维斯女士相信,较诸任何一种旧译,她更准确地捕捉到了福氏法语的节奏和韵律。

        《纽约客》杂志的blog“书凳”已经出现了对戴女士译笔的拥戴,梅茜·哈福德(Macy Halford)在其中写下了对当期《花花公子》的读后感。她说,尽管该刊将《包法利夫人》包装成了一部“廉价的色情小说”,但她一读节选,立刻便发现自己“迷醉般拜倒在福楼拜文笔的力量和戴维斯译笔的精准之下”。

        戴女士本人并不喜欢《包法利夫人》。她告诉《独立报》,福楼拜“看不起书中的所有人,看不起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 喔,我从爱玛·包法利身上找不到任何可敬或可爱的地方,不过福楼拜也没找到。”

        勒克莱尔教授不同意戴女士的看法。首先,19世纪50年代女权运动的整体水平不高,包太太拒绝接受传统上的社会和道德角色,已显其英勇,因而是一大突破;其次,福楼拜自外于书中人物的方法,更令此书得以长青。瞧,连《花花公子》的耄耋老板都成了他的书迷。

        在中国,《包法利夫人》的译本也不下十个——或许超出二十种,较为晚近的还有农村读物出版社2008年的译本(译者署名朱文军)。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些译本中感受福楼拜的节奏和韵律,看出他老人家对法语的精雕细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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