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叫阵”到“郭”门

一

    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1月，郭沫若收到小说作家姚雪垠的一封信：

 郭老：

    多年不曾趋谒求教，至祈原谅。拙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约八十多万字，分为三册，已经印成一部分，春节前可以出版；第一卷分为二册，修订本正在排版中，将跟在第二卷之后出版。各册出版之后，即便寄上，敬请指正。

    今寄上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一稿，请您看看。其中谈一些历史问题，我没有十分把握。“四人帮”的御用笔杆子们大谈李自成反孔，实际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李自成正象朱元璋一样，不惟不反孔，反而尊孔，使孔、孟为其政治斗争服务。《前言》中关于对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和您从前的意见相违，正如西哲之言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也算学生同老师争鸣吧。不妥之处，也请赐教，以便改正。《前言》将在月底前发排，希望在发排前能得到您的宝贵意见。

    姚雪垠与郭沫若，平素联系非常有限。在“多年不曾趋谒求教”的情况下，寄信，附上小说《李自成》出版“前言”，自然有其想法。那么，信中所谓意见与郭沫若“相违”的对于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牵涉到郭沫若一篇曾经引起过很大反响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

二

    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1944年3月，郭沫若作出一篇史论，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该文总结历史经验，告诫革命者不能犯骄傲的错误，即使胜利仍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文章脱稿后，郭沫若送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审阅。当年3月19日，文章开始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至22日载毕。此文发表，在国共两党中间同时产生反响。不久，延安《解放日报》全部转载了此文。4月2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里提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给郭沫若写的信里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国民党方面，指责此文“影射当局”。《中央日报》专门发表陶希圣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称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是“流寇”，指责郭沫若文章是“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

    《甲申三百年祭》中写了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姚雪垠给郭沫若信里提到的李信（后名李岩）。在郭沫若的文章里，李信对于李自成起义军，是有颇大贡献的。他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此外，对于李信的生平，以及加入起义军的过程，郭沫若也运用史料予以介绍。

    姚雪垠在信里提到另一人物是刘宗敏。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这样评述：“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总之，刘宗敏进京后拼命敛财，杀人，为追求吴三桂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陈圆圆虽然到手了，可吴三桂终于逼反了。吴三桂引领清兵入关，正是李自成起义失败的重大原因。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他对其中人物的臧否，也影响了后来大多数人们的评价认识。后来多部有关李自成的文艺作品，如阿英剧本《李闯王》、李一氓的《九宫山》等，大都沿袭郭沫若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相当的联系。

    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为写作这部作品，姚雪垠当然要对这段史实进行大量而深入研究。既然牵涉明末问题，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绕不过的。但是，在进一步地研读时，姚雪垠对郭沫若这篇史论里论及人物、事件，有关评价，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些看法，态度上还颇为对立。当时，人们都知道《甲申三百年祭》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党的整风文件；郭沫若本人，又是史学大家，所以，姚雪垠的看法，在当时并没有特别地表现出来。例如，姚雪垠在1964年3月回答《羊城晚报》编辑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二十年来，史学家似乎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李自成原来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好杀人，李岩参加之后，劝他行仁义，他的作风才突然改变。”二十年前，正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和发表的时间，所谓“流行看法”，也正是郭沫若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姚雪垠补充了一句：“这种看法是无意中受到了清初那些统治阶级御用文人所写的史料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对于必须运用真实史料说话的史学家，评价的分量是很重的。姚雪垠还说：“在对李岩的评价上，郭老说：‘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运动才走上了正规。’这些意见，二十年来在我国史学界和知识界发生了很大影响，笔者从来不敢赞同。”这把郭沫若的名字也提了出来，但从态度上，还不显得多么激烈。

三

    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此时的姚雪垠，因为要再版《李自成》，特别写了“前言”（修订版），在这里，他把对郭沫若不同的看法，一股脑地端了出来。在关于李信的问题上，姚雪垠首先推倒了郭沫若文章中对李信出生地的考证，以及被红娘子救助出狱等史料的运用，认为“可以断言绝无其事”。对于郭沫若文中对李信作用的评价，姚雪垠直截了当：“《甲申三百年祭》在李信的问题上不仅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是错误的，而且宣传了历史唯心主义，同时贬低了李自成。”还认为：“我们必须对李信这个传说中的人物作阶级分析，对吹捧李信的历史记载的作者们的宣扬作阶级分析，不能成为旧史料的俘虏。”这段文字，认为郭沫若不仅史料运用方面是错误的，而且认为“宣传了历史唯心主义……”这样的定性，对于经过“文革”以及此前各类运动的过来者，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一般的人，绝难承受得起。

    对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严格批评的将领刘宗敏，姚雪垠也写出专节，表达看法。因为自己在小说《李自成》中高调评价这个人物，所以姚雪垠说：“然而我在小说中这样歌颂刘宗敏，同史学界曾经流行多年的，以《甲申三百年祭》为代表的看法——这一看法在读者中较有影响——颇不一致……”对于郭沫若指责刘宗敏强逼夺取陈圆圆，导致吴三桂降清，杀人并严刑追赃两个问题，姚雪垠这样解释，他虽然认为：吴三桂降清，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是，他试图从吴三桂“武将世家”及军事、阶级矛盾等方面去说明这一点；还认为提及陈圆圆事迹的文字“并非纪实之作”；“古人爱妾可以赠人，可以换马，象吴三桂那样的地位和出身的大将，决不会因为一个妓女陈圆圆被刘宗敏要去而不顾‘千秋名节’、父母和一家数十口性命叛降清朝。”这节判断显得偏颇，对刘宗敏似乎过于掩饰了。

    对于刘宗敏杀人及严刑追赃一事，姚雪垠认为这一是延续了过去向大户豪绅强迫征发，镇压恶霸地主，抄没他们财产的政策；再是“这个问题，不但不应该看成是刘宗敏一个人的责任，而且也不要认为他应该负大部分责任。他是奉大顺皇帝之命执行几年来的一贯政策而不是他个人的活动”。其实，执行政策也应当各有方法的。姚雪垠还进一步认为：“正因为他在大顺朝的文臣武将中最为李自成所倚信，执行革命政策最坚决，所以李自成才将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交他兼管。”姚雪垠用立场、政策来为刘宗敏行为回护，而将人们对其的理性道德判断推开了。就按姚雪垠“据说在北京共搞到七千万两银子”这个惊人数字，刘宗敏采取手段的强硬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谈了这两方面问题后，姚雪垠颇不客气地说：“从各方面去分析，当然就得出刘宗敏的不同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新看法。郭沫若同志在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时候，查阅的史料书籍很少。就那么几本书，他也不曾以谨严的态度对待。”“……郭老不知，却还在按照谬说做文章。他的这一治学态度使刘宗敏在现代蒙冤受屈，大为读者误解。”

    由史料谈起，进一步论及治学态度，对《甲申三百年祭》，甚至郭沫若本人，批评得如此不客气，措辞如此尖刻，在1949年后，似乎没有过。姚雪垠在写作小说时，对作品里的人物，灌注以深深的理解和情感，（他说自己在构思和写作时，常常为其中人物“泪如雨下”）所以，对自己赞颂人物的钟爱，到了容不得他人指出缺陷不足的地步。反驳起来，语言之犀利尖刻，态度之激烈，都显得有些失度。倘按照姚雪垠的逻辑推衍，郭沫若不仅参考书少，态度还不谨严，甚至立场上“宣传了历史唯心主义……”这岂不失去了研究历史学的基本资格？

    这篇修订版“前言”写毕之后，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姚雪垠将它附在自己的信里，寄给郭沫若。虽然客套地说：“敬请指正，”“这也算学生与老师争鸣吧。”但了解了文章中的内容、语言、态度，我们真是很难判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四

    但是，颇为喜欢在各类学术问题上“争鸣”的郭沫若，这一次却完全没有了辩正、论争的兴趣。尽管姚雪垠在文章里用了那么损及《甲申三百年祭》，甚至非议自己为文为学态度的语言，他却一点没有去接茬。他用了一种全然容纳的态度和方式，回了姚雪垠一信：

姚雪垠同志：

    好几年不见面，也没有通消息，昨天突然接到您一月十九日的来信和《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的《前言》，真是喜出望外。《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祝贺您的成功，感谢您改正了我的错误。我渴望着能拜读您的大作，并希望能看到您的《天京悲剧》——这恐怕是过分的奢望了，您要“七十五岁以后再写出”，到那时我已经一百岁，毫无疑问已经化为肥田粉了。

    《前言》退还您，在文字上似乎还有三两处错误，我看了用红笔顺便改了。希望校对注意。

敬礼！

    郭沫若

    从回信里看，“感谢您改正了我的错误”，这也许是真诚的。但“我完全赞成您的观点。”无论怎样看，都不好理解。郭沫若无论如何大度，他对于历史研究的努力、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倘若完全赞成姚雪垠的看法，就意味着对自己先前事业的彻底否定。对于一个学者，一个曾经燃烧自己也点燃了他人的热烈生命，这是万难想象的。

    郭沫若为何在回信里采取如此谦恭的态度，为何如此全盘接受姚雪垠的否定看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文革”中，郭沫若的身心，受到巨大怆痛，他的生命，随着怆痛和自然规律，也快要走到尽头，（第二年六月，郭沫若因衰病逝世）也许其争辩热情，已大大减弱；也或许，面对过甚地指责态度，郭沫若无可言说。这一切，回信里都没有透露出来。但是，从郭沫若改正了姚雪垠文中的几处文字错误，并“希望校对注意”来看，他的态度是负责的。他甚至还保持了一点幽默：“……您要‘七十五岁以后再写出’，到那时我已经一百岁，毫无疑问已经化为肥田粉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长者的宽解味道。今天，两位学人均已作古，他们当时的作为，对学术问题的态度，对今天的风习，也许仍然能够有所启迪。这里记出，也是对那一代学人风范的试图领会，也希望以此表达难能抑制的企慕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