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徘徊在求子路上的丁克们

　　丁克，即夫妻本身具有生育能力而由于某种原因主动或被动选择不生育的人群。这一理念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美，80年代随思想解放浪潮传入中国，90年代至21世纪初逐渐在城市青年中流行。截至2024年，全国丁克家庭约60万户，高学历、中高收入群体占其中绝大多数。

　　当第一批“丁克”践行者步入中晚年，一个直击人心的命题出现：在个体自由与家庭传统的博弈中，年轻的选择如何扛过岁月的拷问？

　　公寓微光

　　一场不约而同的生育突围

　　上海自贸区的好运公寓，楼道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速食面混合的气味。38岁的黄尚岁坐在60元一天的单人床位上，指尖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缴费单，双眼发怔。这间公寓有三个房间，每间房都挤着两到三张单人床，没有独立卫浴，洗漱也要排队——这里住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试管备孕女性。她们各怀心事，却有同一个心愿，在这间公寓里，默默守候着一个“好孕”的奇迹。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他追了我4年。”提起丈夫阿兵，黄尚岁紧绷的脸上漾开一丝笑意。2012年，26岁的她和阿兵穿着租来的婚纱，在福建老家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作为校园恋的范本，两人默契地达成了“丁克”共识：“那时候总觉得，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攒点钱四处旅游，把小日子过得舒心、自在就够了。”

　　婚后10年，日子平淡却满是暖意。“那时，婆婆偶尔会旁敲侧击提一嘴孩子，但我们态度坚决。”黄尚岁坦言，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当年笃定的丁克决定，会在日后将自己推入两难的境地。

　　变故发生在黄尚岁36岁这年。公婆年事渐高，催生孩子的声音愈发迫切。“你看邻居家的孙子都上小学了，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独苗，总不能断了香火。”婆婆的眼泪、亲戚的轮番劝说，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夫妻俩牢牢困住，压得人喘不过气。更让黄尚岁心头震颤的是，阿兵刷到同学晒娃的朋友圈时，眼神里藏不住的羡慕与落寞，某天夜里，他试探着开口：“要不，我们试试？”

　　可36岁的年纪，早已越过女性最佳生育期的门槛。备孕半年，肚子毫无动静，医院的检查结果给了两人沉重一击——黄尚岁卵巢功能衰退，自然受孕的难度极大，医生建议做试管婴儿。就这样，夫妻俩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路。

　　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就医方便，黄尚岁搬进了好运公寓，夜晚只能在室友们的鼾声、梦呓与偶尔压抑的抽泣声中勉强入眠。“这里住的都是同路人，大家彼此慰藉，也互相见证着各自的煎熬。”黄尚岁说，这一年里，她已往返医院4次，每一次促排、取卵、移植，都伴随着钻心的身体疼痛与反复拉扯的心理煎熬。

　　比身体折磨更让她难堪的是一次次“伸手要钱”的时刻。没有工作的黄尚岁身无积蓄，试管的费用、公寓房租、日常开销，每一笔都要向丈夫或婆婆开口。“每次给婆婆打电话要钱，都要在心里鼓足千百倍的勇气。”她至今记得第三次取卵手术前，需要缴纳一笔近万元的费用，她吞吞吐吐地跟婆婆说明情况，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传来婆婆略显生硬的声音：“知道了，我让阿兵转给你，希望这次能成，别再浪费钱了。”

　　“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可每次要钱，都觉得自己像个累赘，像个只会花钱的负担。”黄尚岁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阿兵赚钱也不容易，跑工地、谈客户，起早贪黑、风吹日晒，我却只能守在这间小公寓里，花他的钱做试管，还一次次失败。”她不止一次想放弃，可心里清楚，放弃或许就意味着婚姻的结束，她一万个舍不得。

　　如今的黄尚岁，最害怕听到“养老”两个字。前几日，室友和家人视频，聊起邻居家老人瘫痪在床，两个儿子为照顾事宜争执不休，她当场就红了眼眶，悄悄躲到楼道里抹眼泪。“别人就算争执，至少还有孩子可以依靠，可我呢？”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声音哽咽难抑。这份对未来的恐惧，像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压在她的心头。“年轻时觉得丁克是自由，不用为孩子的吃喝拉撒、升学就业操心，现在才明白，那份自由的背后，藏着晚年无依无靠的隐忧。”她自嘲地笑了笑。

　　爱有新生

　　不完美的圆满

　　“那些选择的自由，终究要在时光的洪流里，接受最现实的检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谢青贞教授感慨。在生殖门诊，她每日接诊10余名患者，35岁以上群体占据大半，其中不乏当初选择丁克，如今心生悔意的夫妻。

　　曾经，钟燕和武强的客厅里，一张黑胡桃色的婴儿床蒙着薄薄一层灰。结婚15年，他们从主动选择丁克的洒脱伴侣，变成40岁后四处寻医的求子夫妻。43岁这年，医生的话终于让他们认清现实：“卵巢功能衰退，自然受孕概率趋近于零，试管成功率很渺茫。”哭过、怨过，当一切宣泄过后，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的“丁克”，已从年轻时的“自由选择”，变成了命运里的“被动接受”。

　　转折发生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福利院的铁门推开时，一个瘦小的男孩映入眼帘，他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抓住钟燕衣角的瞬间，她突然红了眼眶。办理收养手续那天，武强在文件上签字的手微微颤抖，这不是他们预想中的亲子缘分，却是绝境里递来的一束光。

　　孩子并不完美，3岁多还不会说完整的话，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医生诊断为发育迟缓，但这并不妨碍这对夫妻的倾心付出。

　　钟燕学会了给孩子做软烂的辅食，每天雷打不动地进行康复训练；武强下班第一件事就是举着玩具蹲下来，逗着孩子慢慢向自己走来。孩子第一次清晰喊出“爸爸”时，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竟高兴得手舞足蹈。没有血缘联结的小生命，带着不完美的印记，却修复了这个家庭的缺憾。

　　孤独瞬间

　　击碎了二十年的执念

　　如果说黄尚岁的妥协，是传统家庭观念与伴侣心意裹挟下的无奈转身，另一位女性玫瑰的故事，则是一场从主动选择到被孤独击碎的人生折返。

　　深圳的一栋别墅里，玫瑰正对着一碗温热的中药轻轻吹气。窗外是美丽的园林景致，梳妆台上的促排卵药与高端护肤品并排摆放——这是她备孕的第3年，60多万元的投入、10多次往返生殖中心的奔波，没能换来期待中的“两道杠”。

　　时光倒回20年，刚与前夫步入婚姻的玫瑰，是朋友圈里“丁克生活”代言人。“两人世界多自在，何必被孩子绑住？”彼时的她和前夫笃定地将“不生育”写进婚姻契约。玫瑰总说：“幸福的方式有千万种，我们选了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

　　变故发生在玫瑰38岁这年。前夫突然提出离婚，理由让她措手不及：“我后悔了，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原来，他已出轨，对方也已有身孕。这场背叛像惊雷劈碎了玫瑰的婚姻信仰，离婚成了必然。

　　熬过离婚初期的阵痛后，玫瑰反而找回了久违的自由。她把精力投入到喜欢的美妆事业中，闲暇时健身、看书、和闺蜜打卡网红餐厅。彼时的她，依旧坚定地认为“孩子并非人生必需品”。

　　可这份自在，终究抵不过时间的熬煮。玫瑰是80后，系家中独女，父母日渐衰老的身体，第一次让她尝到了“孤立无援”的窒息感。深夜，母亲滑倒昏迷，患有慢性心肺疾病的父亲颤巍巍拨通了玫瑰的电话，正独自对着窗外霓虹发呆的她赶紧跑过去，背起母亲就往医院跑，冷风灌进衣领，汗水混着眼泪浸透衣衫。那一刻，深入骨髓的无助席卷周身——若有个孩子，也到了能搭把手的年纪，哪怕只是帮着开个车门、扶一下母亲也好。那种刻骨铭心的无助，让她第一次痛恨起自己曾经坚持的“丁克”选择。

　　2021年，玫瑰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他全力支持她的备孕计划。从那天起，年薪数百万的玫瑰停掉了大部分工作，把备孕当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事业。

　　“最煎熬的不是打针吃药，是每次等待受孕成功与否的那两周。”玫瑰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有一次，她梦见自己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儿，醒来时枕头一片湿润。

　　为了调理身体，她戒掉了最爱喝的咖啡和红酒，每天清晨6点起床跑步，严格按照营养师的食谱进食；为了优化卵泡质量，她忍受着促排卵的疼痛和激素波动带来的情绪失控，十次走进生殖中心。好在，坚持有了些许回报——她成功存储了一批优质卵泡。医生告诉她，成功受孕的希望比较大。

　　规划安稳

　　奔赴有尊严的晚年

　　丁克的人生选择，从来不止一种模样：有人历经各种求子的遗憾与挣扎；亦有人落子无悔，始终坚定守护二人世界。

　　两室一厅的家中，书籍满架，窗台绿植盎然，书架空隙间的合照，定格着“初代丁克”张蔷与丈夫李牧二十余载的相伴时光。二人同校任教，晚饭后相挽散步。“和他生活了几十年，还像热恋。”张蔷说。

　　摒弃“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他们早早配置商业养老保险，将闲暇交付书法、园艺与摄影。在他们眼中，生育只是人生选择之一，晚年的幸福，藏于年轻时的周全筹谋与岁月沉淀的平和心态里。

　　1978年出生的王玲，既是心理专家，也是一名坚定的丁克践行者。谈及晚年，她十分坦然：“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丁克的代价可能就是晚年没有子女在身边照料，但我愿意接受。”她提前考察并预订了带医疗配套的养老社区；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约定“抱团养老”，互为意定监护人，构建起稳定的“拟亲属”社交圈；同时主动拥抱智能养老设备，让科技成为晚年生活的“隐形陪伴者”。在她看来，养老的安全感源于个体的规划能力与社会的托举力度，而社会的包容与支持，正是尊重个体选择的前提。“这样，每一种人生选择，都能通向有尊严、有温度的暮年。”

　　（《湖北日报》3.24 胡蔓 曾莉 龙华 张华 杨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