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收入分配的重心在于调节风险分配

    财税调节分配有两类手段：一是限高，主要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二是补低，比如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提供社会救助，以及间接通过对社会保险缺口进行补助等。限高补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配差距的缩小，但效果是短期的，因为导致差距的社会根源并没有改变，而只是改变了初次分配结果。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化改革滞后于市场化改革，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处境差距越来越大，有的群体的风险处境开始固化，没有进一步改变的机会。因此，财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心，要从收入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上来，重点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要从机会公平入手。机会平等首先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实则包含了经济、社会、所有制三个层次。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主要关注经济层面，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包括社会层面的二元，即农民和市民的身份与基本权利的差异。此外还有公有制二元结构。集体土地盖房不可能增值，但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却可能增值，这是所有制二元结构造成的要素市场权利上的不平等。因此，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当前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问题。

    二是要从缩小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入手。帮助农民群体提升能力，积累人力资本。要帮助农民提高获取风险收入的能力。

    三是要从促进社会流动入手。流动是促进人类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非常重要。进城务工人员因为身份差异，无法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待遇，这将加剧他们的风险处境，导致收入水平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改变农民长期的风险处境入手，帮助他们避免一些基本风险，提升其参与市场经济循环的能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

    上述问题无法仅从经济层面解决，而必须从社会层面入手，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以城镇化为引领的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看，共同富裕更重要的途径是改变深层次的风险分配。

    （《北京日报》11.21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