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颐和园的经营之道

    1912年初，隆裕太后偕宣统帝溥仪在乾清宫颁布退位诏书。“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第三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也就是让逊清皇室先在紫禁城居住，然后再移居颐和园。溥仪退位后，颐和园也作为逊清皇室的私产，归清室内务府管理。

    民国二年（1913年）四月二十四日，步军统领衙门制定了《瞻仰颐和园简章》，根据该简章的规定，所有参观者必须经外交部批准，发给门照后并通知清室内务府，才能入园参观。后来，又改为外国人参观由外交部批准，中国人参观则由内务部或步军统领衙门办理。同时，对于参观颐和园还有人员身份的限定，即只允许“政、党、军、学界”人员参观，而“女界”不得入园，并规定各界每次入园参观者仅限10人，且三天前就得将参观者的姓名、年龄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后才能入园参观。即便如此，颐和园限定在农历每月逢六日才开放，每次参观时间为上午9时至下午6时。

    这一时期，颐和园远不是真正的开放。没多久，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政府还要给皇室400万元的经费，为增加收入，1914年5月，步军统领衙门与清室内务府形成默契，“于开放游览之中，寓存筹款之意”，颐和园正式向社会开放。

    当时的《颐和园试办游园售券章程》，将游览时间定为每日早8点至下午4点，进门券每张售大洋一元二角，排云殿、南湖、谐趣园、玉泉山等处需另外购票。开放以后，每月平均卖票收入约2000元左右，并逐年增多。其中三分之二归清室内务府，三分之一由步军统领衙门掌握。

    溥仪虽然已经退位，在紫禁城“暂居”了好几年，且一直没有主动搬出紫禁城而移居颐和园的打算。直到一个外国人的到来，才渐渐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庄士敦。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1898年起，庄士敦历任香港英总督私人秘书等职务。他曾遍访中国名山大川，熟悉各地风土人情，还通晓中国历史，是个“中国通”。

    1919年3月，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与英国公使馆联络，庄士敦被清王室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来到紫禁城执教。

    1924年5月23日，庄士敦被溥仪任命为颐和园的主管，就在这一天溥仪还决定和皇后一起去游访颐和园。没过多久，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庄士敦的职务也便中止。庄士敦主持颐和园管理的时间不过短短五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为管理和整顿颐和园采取过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

    最初，面对颐和园内机构的臃肿、人员众多的现状，庄士敦把那些只领薪水而不干实事的人称为“食客”，有机会便裁减冗员。颐和园里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去世，立即有人向庄士敦推荐继任者，而庄士敦却宣布这一职位是多余的，予以撤销。

    1924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颐和园后，民国政府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和清室内务府将园内所有殿宇都进行了查封。在这一阶段，颐和园变动不大，且依然实行对外售票开放的政策，门票维持不变。

    民国成立后，为了维持逊清皇室的开支，颐和园内的大量房屋对外出租。当时的听鹂馆、佛香阁、谐趣园、石舫、龙王庙等建筑都被出租，商人在这些建筑里开设了食堂、茶座、摄影室等。

    1928年民国政府接管颐和园后，鉴于颐和园绝佳的风景，出租业务极有市场。1929年，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将全园存量房屋加以整修，开始向个人提供租住服务，并把园内出租房屋定位为“高尚休憩之所”。

    为了便于规范管理，满足不同租住者需求，事务所按照房屋原有使用功能、地理位置、周边环境、面积大小、室内装陈等情况，将房屋分为甲、乙、丙三等，到1936年共有60余处房屋出租。

    鲜为人知的是，收藏家、书画家张伯驹当时就是租客之一。1938年春，他租住在颐和园排云殿西侧的云松巢，入住后，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诗后小注说：“云台晚岁艰困，租居颐和园。一九三八年，余亦于颐和园租一房舍，时相往来。”张伯驹注释中提到的“云台”即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他们两人的住所相距不远。

    （《北京晚报》5.12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