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中的“文化经纪人”概念

    在全球非遗保护运动中，“文化经纪”的概念最早在21世纪初期获得使用。早在2003年，荷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现更名为荷兰非物质遗产知识中心）就将其工作性质定位为“文化经纪”。2013年11月，比利时的佛兰德文化遗产中心召开了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纪人、培训师、调解者与中介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关键行动者”的会议，“文化经纪人”成为会议讨论的核心。

    雅各布将“文化经纪人”描述为“跨文化中介或者翻译”的角色，这种跨文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经纪人”拥有多元化身份，如亚历桑德拉·米克拉维奇和玛丽·娜塔丽·勒布朗认为“文化经纪人”具有三种身份：一是作为代理人，为公共机构和专业人士工作；二是作为倡导者，代表民族文化和移民社区的利益；三是作为调解人，采取无党派立场，倾向于“中立”。这一划分依据在不同情境、学科中不完全一致，但可以明确的是，“文化经纪人”可以是组织或个人，可以是政府官员或非政府机构工作者，可以是教师、艺术家、社会工作者，也可以是传承人本身。

    在国内非遗保护实践中，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都还未对“文化经纪人”的身份予以明确认定。虽然我们尚无法为“文化经纪人”界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化概念，但可以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归纳经纪人身份的几个特点，以此作为评定依据。一是工作性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而非暂时性、短暂性的偶然工作交叉；二是“文化经纪人”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技术能力，能够在非遗的保护实践过程中发挥记录、传播、营销等作用；三是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存在中介、协调、跨界、协商的行为表现；四是“文化经纪人”对接活动的最后结果能够对非遗保护产生一定的理论或实际意义。加快非遗实践中“文化经纪人”的身份认定与界定，是深化理论探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首要关键。

    非遗保护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商，在文化中介的完成过程中并不容易实现。因为相比于简单的线性或以物易物的经纪模式，当文化代表权被中介化时，各方的利益就会出现不对等，也即需求的不对等。非遗的文化性、传承性是其根本，这与市场经济的特点又往往相斥。如对很多非遗传承人而言，一方面对自己传承的手艺有个人的坚守，同时又需要依靠手艺获得赖以生存的经济收入。部分传承人不愿为迎合市场需求而改变自己的传承原则，这表现出传承人自身的理念坚守，无可厚非；但如果从非遗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角度思考，这种坚守实际上不利于非遗融入日常生活。因此，对传承人与“文化经纪人”来说，如果没能处理好技艺与利益的关系，容易产生摩擦与分歧，不利于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发展本土的文化经纪概念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是对接国际话语，加强荷兰、美国、德国等国家有关“文化经纪人”研究成果的翻译，实现“文化经纪人”理念在国内的普及；二是立足于本土实际，借鉴国际经验，从高校、市场等不同视角细化非遗保护实践中“文化经纪人”模式的理论研究，用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从实践中回归理论对话，将本土案例研究进一步与国际经验对话，深化理论认知。此外，非遗保护中的“文化经纪人”还需要更多不同主题、不同领域、面向更广大群体的交流平台，创新信息对接渠道，而不仅限于学术性、政治性交流。

    （《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马知遥 吴建垲 王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