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思维”作祟

    冷战思维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对立。在对抗性的话语体系下，“冷战思维”还暗含了对自身价值观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优越性及普适性的预设。因此，坚持意识形态对立在固守冷战思维的人士看来不仅具有将自身行为“神圣化”的“道义价值”，还可以在其指导下发挥“克敌制胜”的“武器”功能。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竞争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比拼，意识形态之争退居末席。然而，随着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整体性经济实力的快速成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冷战思维”在美西方精英中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通过政府官方表态、智库学者解读、主流媒体发声等多种途径展开舆论战和信息战，继续强化对俄乌局势的意识形态化论述。与此同时，美西方舆论还开足马力，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实施污名化解读与威胁性渲染，不惜制造和传播“中国对俄进行军事援助”等虚假情报，意图把中国裹挟其中，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知情者”和“支持者”，刻意忽视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一贯立场，明里暗里渲染中国试图坐收渔利的形象。

    从对上述言行的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至少有一部分颇具影响力的政学精英在主动寻求加剧意识形态对立，而其放任“冷战思维”泛滥无外乎出自如下考量：

    其一，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各国在经贸、科技和人文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和相互依赖，部分具有所谓“战略前瞻性”的人士对西方地位的相对下降深感忧虑，因此刻意挑起意识形态纷争，试图撕裂在冷战后建立的诸多国际合作共识与利益联结。

    其二，进行意识形态对抗具有某种“主导性优势”。冷战结束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实质就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其三，意识形态对立是部分人士对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历史记忆，也是对冷战“胜利”的“经验总结”。

    其四，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对外树立意识形态攻击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两党对立局面，也有利于美国行政当局获得国内宗教、人权团体以及部分选民的支持。

    不断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似乎正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工具，对于新冷战的鼓吹在美西方也变得越来越有市场。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警惕21世纪的“冷战阴谋家”用意识形态对立界定未来国际关系的性质。

    （《光明日报》4.8 黄海涛 张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