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简约治理促进社会繁荣富裕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也发展形成独特的大国治理经验。但在中华帝国治理的历史中，人们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规模，规模问题似乎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自秦朝建立大一统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就似乎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些做法和经验可以归纳为低技术条件下的简约主义治理模式，其核心就是各种简化问题的程序、机制和环节，以提高国家治理的可行性、适应性和有效性，维持多样化而又具有统一性的治理形态。

    单一集中的政治权威

    人口规模越大，社会的异质性程度越大，就很容易形成摩擦和冲突，甚至导致四分五裂，陷入混乱、斗争和无序，比如历史上层出不穷的藩镇割据或地方割据。相应的，规模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完整和统一的问题。对此，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元化的权力体系，以防止规模问题对于最高权威或中央的挑战。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大一统的价值观为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和打击分裂势力等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支撑，实际上也有助于抹平地方差距，简化社会事实，减少社会活动的不确定性，拓展国家处理规模问题的能力。

    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统一的中央集权”始终是中华帝国的主导形式。大国是国家治理最主要的制度约束，对于农耕大国及其隐含的其他历史社会条件来说，古代中国只能通过帝制（而不是民主制或贵族制）来建构文明国家，维持较长时期的和平。大一统的政治实践，权力必须集中在中央，否则地方势力坐大，使差异性演变为不服从，挑战甚至颠覆中央权威。作为一种高度简化的制度安排，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偏好于中央权力，避免对多样化实施的考虑。

    简约而有限的职权范围

    简约治理的核心是严格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使政府保持必要而有限的职权。从隋朝到清末，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虽然经济和社会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的人口和领土规模变动不居，但在13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民政由著名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中央政府基本沿袭着六部制的结构，即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刑部和工部六部，与其他司法和监察机构等共同处理各类国家事务。虽然中国社会具有发展得最彻底最巧妙的官僚体制，但这个官僚体系是相对精简和有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国家治理的规模各有不同，官僚体系的规模也有所不同，但政府的职权范围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保持了相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相对于现代政府频繁的机构改革，六部制的稳定性和有限性可谓是反映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即保持适度而合理的国家职能，严格控制政府的职权边界，以不变应万变。国家对基层的治理将更多的权力交给非正式的地方权力网络，借助社会的力量来应对社会问题，可以减轻国家治理的负荷。

    集约化的治理机制

    面对具有多样性和差异化的问题，国家常做的是以集约化的方式来处理规模难题，其中的核心是以类型化或整体性的逻辑，采用“批发”或“打包”的方式予以处理，而不是去逐个考虑个体单元或单位的情况，比如古代政府的管理是以“户”为单位的，主要目的就是更便于直接从家户手中汲取资源。农业社会的家户制度是农业生产的最佳组织单位，也是国家治理的最佳单位规模。家户的规模使其既无法具备抗拒政府及其资源汲取的能力，又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整合对象的数量，即整合的是包含了很多个人的户（组织或单位），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因而减少了处理个人的任务，降低了国家治理的负荷。

    很遗憾的是，古代大国治理经常不得已要弱化和抑制民众的需求，满足于解决基本的或基础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难以去解决民众差异化尤其是高标准的权利诉求，从而降低治理负荷，如“一刀切”或“运动式治理”等常见的管理方式等，都是采取一揽子或集中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样的逻辑，让拥有权力和地位的精英来做出决策，让做出决策的人尽可能少一点，也是符合效率要求的机制设计，比如“为民做主”的操作逻辑就是将决策权分配给少数社会精英，是解决规模问题的政治安排。其中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不构成能够影响治国理政的“量”。为民做主并不关心究竟是为多少人做主，数量问题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古代国家没有可操作的技术来归总和汇集分散的民意，民意是零碎的，也是无足轻重的，很难为公共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

    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以简约治理促进社会繁荣富裕”，这与大道至简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但提出和实践简约治理的主张为合理定位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韩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