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授，玩物有志

    严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文系教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在大学研究、教授文学近30年。授课之外，他是一个资深“跨界玩家”。

    童年埋下的“玩乐种子”

    “人长大以后的许多行为，确实是从童年埋下的种子长出来的。”严锋说。

    他生于1964年，父亲辛丰年原本在福州军区工作，后来被发配回老家南通一个砖瓦厂做小煤球。从福州到乡下时，辛丰年带了两三百本书。晚上若没有夜班，父子俩就会一起读书。读得累了，辛丰年就会拿出小提琴，拉上几段，拉得最多的是《流浪者之歌》和《沉思曲》。当时，父亲工资不高，但还会省下钱来买书。“那个年代的书，绝大多数非常乏味。但是有一本《少年航空模型制作》，让我铭心刻骨，永生难忘。”

    那年严锋8岁，在书里看到很多种飞机的图纸，图纸旁边还有详细的制作介绍，他当即决定要做飞机模型。于是，父子俩一起搜集材料，到厂里的机修车间捡锯条和刀片，跟电工师傅讨要砂纸和胶水，飞机骨架材料则来自家里的床。床是木板拼起来的，辛丰年就把靠外的一条拆下来，按照图纸切割成大致的形状。至今，严锋还记得当年在灯下做飞机模型的情形。飞机模型制成那天，父子俩到屋后的小山堆上放飞机，围了一大帮人，等到飞机升天，欢呼声一片。

    “多年之后我才悟到，父亲给我买《少年航空模型制作》的那个下午，就是我的万痴之源。”严锋说，一切都在这一刻被注定，后来的道路只不过是展开和变奏而已。

    为音乐痴狂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校园，各类社团、协会、俱乐部多如牛毛，其中诗社和音乐俱乐部最为热闹。严锋选择加入音乐俱乐部。俱乐部每周都有活动，要么一帮人挤在一起听磁带，要么去现场听古典音乐会。“那种热烈气氛确实感染了我，唤醒了我对音乐沉睡的欲望。我开始真正喜欢上音乐，疯狂地用各种方式去听。”严锋说。他把家里40斤重的老式电子管式录音机扛到学校，听父亲录下的古典乐磁带。这还不算过瘾，他戴着耳机躲在被窝里听电台，光听一遍还不满足，要录下来，翻来覆去地听。

    1991年，读博第一年，严锋用一只巨大的草绿色军用背囊把一台286电脑背到了上海。刚到学校，就引来众人围观——当时用电脑的人极少。他定下规矩：所有想上机动动手脚的人，必须先去把手洗干净。慢慢地，他有了“电脑高手”的名号。

    严锋买电脑的用途，主要是作曲实验。为了买到声卡，他根据《软件报》中缝交友栏提供的地址，给全国各地电脑爱好者写信，发出去30多封信，其中有一位回信说广州有卖。收到消息后，他立刻带上积蓄，坐火车南下广州，花1500块买了一块声卡。

    “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趟广州行的另一个收获，是严锋知道了“电脑游戏”的存在。当时，他刚要离开，店里某台电脑的一个软件安装成功，屏幕上出现了“无比壮丽的太空”“巨大的飞船”和“惊天动地的太空战斗”，“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华美而又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站在那儿发呆的份儿”。后来，他从店主口中得知那是一款游戏，名字叫《银河飞将》。

    回到上海，严锋想各种办法结交计算机系和电子工程系的人。之后，一帮游戏迷组队，在虚拟的空间里昏天黑地地冲杀。有一次，他和朋友甚至坐了火车，冒着大雨，到浙江大学去找玩友交换游戏。那一时期，他几乎玩遍了当时发行的所有游戏。

    “其实，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能让人去放松、去想象、去创造，艺术本身就是来自于游戏。”严锋说。电脑技术的研究、游戏世界的体验，也让他对原本热衷的科幻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博士论文中，他把科幻热、气功热视为先锋文学崛起的前奏。

    “关键是玩什么、怎么玩和跟谁一起玩。好游戏能修补现实世界的伤害，让单一的人生更丰富完整。”严锋说。如今，他还没放弃的为数不多的游戏，都是VR里的飞行类游戏。他喜欢戴上VR头盔，进入谷歌地球，飞翔在人迹罕至的大峡谷，或是城市上空。他特别喜欢飞回自己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去过的地点。他常常按当时住的街道门牌，守在房子门口，就停在那儿，静静等着。仿佛下一秒钟，从房间里走出来的会是当年的自己。

    （《环球人物》2021年第18期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