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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时，不由得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独子周海婴。时间过得真快，海婴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我因工作关系，与鲁迅家人结缘，我想说一说我所了解的海婴同志。
周海婴同志的一生是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首先是保存了鲁迅的遗物。这有许广平先生的功劳，更有海婴同志的功劳。
上海沦陷时，周海婴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帮助许先生把鲁迅重要的手稿四处收藏。那时他们生活困难，住在霞飞坊64号，原住三层楼，后来两层都租给别人，母子俩搬到三楼。这里又住人又放书。有一天晚上许先生出去开会，让海婴看家，他坐在床边，昏昏欲睡，看到床前的书箱正向前面倾斜，本能地向床里边一跳，顷刻间，书箱就倒下了，正砸在他坐的地方，等许先生回来一看，铁管儿的床架都砸弯了，小海婴险些遭难。
新中国成立后他和许先生将全部手稿、遗物、故居都献给国家，保存在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四个纪念馆里。这些遗物数量很大，是我们国家千秋万代的财富。所以在1950年6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褒奖状中就写明：“许广平先生暨其子周海婴君以鲁迅先生故居全部捐献人民政府……”奖状最后还写到：“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兹许先生暨其子周君把他的故居和生前的文物公诸人民，使人民得以永远地参谒纪念。这种爱护鲁迅爱护人民的精神足资矜式，特予褒扬”等语。
许广平先生去世以后，海婴同志主动地将家中尚存的鲁迅手稿捐赠给博物馆，其中有鲁迅辑录的《易林》手稿，404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改本，是1933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版，书上有多页鲁迅修改的手迹。这也是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最后修改本，在这之前是鲜为人知的，这样1935年6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版，就是此书最后的定本了；他还将鲁迅题赠许广平的18册鲁迅著作版本捐赠给博物馆，在这18本书上都留有鲁迅对许广平各种不同的称谓，是研究鲁迅与许广平的最珍贵的史料文物。
周海婴同志对发展鲁迅研究事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绩卓著。正如在他的悼词中所说：“周海婴同志是新时期鲁迅精神的传播者。”他出版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全书30万字，不可谓不细；又涉及了鲁迅的方方面面，不可谓不全。是研究鲁迅、许广平、周海婴以及那个时期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在鲁迅研究的工作上，海婴同志是非常尊重史实的，既严谨又求真。他不止一次和我谈到，如果有的问题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把它弄清楚，等将来我死了就要以讹传讹了。
海婴同志从不放过对史实的考证。如1988年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一篇署名周燕儿写的《鲁讯亦擅刻印》一文，该文将《蜕龛印存》作为鲁迅的文章来论证，并大谈鲁迅刻印。他为此写信给我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真十分吃惊，竟有人这么地随心所欲乱捏造鲁迅。而且还用‘周燕儿’笔名，似乎与周家有什么关系。”为此他还专程找王蕴如婶母证实，还让我写文章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去澄清。
还有关于鲁迅的棺木到底是谁买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海婴同志都一一考证，求得史实的准确。他也曾非常仔细地多次纠正我写的稿件中史实的不准确，如1995年我在纪念许广平先生的《许广平》一书中写了一篇《难忘的恩泽 永远的怀念》，海婴同志在台湾看到这篇文章中的错误，特意写信给予纠正，信中写道：“由于我们没有在京寓，使妳不能核对一些日期，在第96页11行、17、18行之中，1967应是1968，‘同仁’医院应是‘北京’医院”等等，对于这些不准确的提法，他都从不放过。
海婴同志作为鲁迅的儿子，他的一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北京青年报》9.26 叶淑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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