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人李攸《宋朝事实》、元人费著《楮币谱》记载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纸币之源起。其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一是冠瑊，当时四川的地方长官，益州知府，另外两人中，一个是先担任转运使后接替冠瑊职务的薛田，另一个是转运使张若谷。

    他们三人在讨论一件什么样的大事？

    宋仁宗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

    从史料来看，交子自10世纪末于民间自发产生后，先后经历了民办和官办时期。民办交子就是民间的一种兑换券，发行者为交子户，交子户收入现钱即支交子，持有交子者亦可将交子换为现钱，因此初期的民办交子就是可随时兑换的纸币。

    民办交子，这种民间自发金融创新的优势十分突出，但毫无疑问也伏有隐患，特别是规模扩张之后，交子户良莠不齐，怎样维持信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决定了不同的处理思路。把部分交子户不能随时兑付的事件视为诈骗案的寇瑊力主停办，薛田和张若谷则主张将交子民办改为官办。

    停办的思路肯定不可取。诚如薛田给皇帝的奏疏中所说：“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交子的好处摆在那里啊。

    四川老百姓已经用惯了交子，停办不可取，那么改为官办，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办法。但是从民办到官办，绝不仅仅是主体的变化。事实证明，官办交子给金融创新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随时可兑换金属货币，实际就是银行券，一种是不能兑换的纸币，它由国家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的支持。在流通规律上，两种纸币也有区别。前者的发行量决定于发行者的金属货币的准备量，它的流通量也往往决定于流通的实际需要数量，因此这种纸币贬值的可能性不大。而后者则迥然不同，这种纸币由国家发行，它只是单纯的货币符号，不受金属准备量的限制，甚至根本没有准备金，其发行量多少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意志。

    从宋朝交子的历史来看，初期的民办交子可随时兑换金属货币，官办初期的交子也是如此，其发行过程中仍然是收入现钱支出交子，即所谓“纳钱请交”“见交付钱”，属于可兑换纸币。在这种制度中，交子不会滥出，也不会贬值。但是假若遇到财政困难，朝廷就很有可能希望交子扮演另一种角色。

    按照宋朝官方最初的设计，官办交子的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约125万贯，定期回收，且备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所以，宋史上说，北宋哲宗绍圣以前的交子流通情况很好，因为交子的发行量控制得不错。

    但是随着大宋朝各种开销的漫无节制，每界125贯的定额被打破，到了宋徽宗时期，为解决西北军费，交子发行数量更加高涨，动辄200多万贯。在准备金不变的情况下，朝廷等于多出了一倍的货币可供自己使用，如果准备金继续下降，凭空创造出的货币量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对钱荒的朝廷来说，那简直是救命的神丹。但对老百姓来说，当然又是另一重意义了。

    假若过去交子的准备金占发行量的20%，即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中，朝廷实际只准备了其数额的20%金属货币用于兑换，那么这意味着只有超过20%的交子都被兑换，交子的信用才会破产；如果现在把准备金下降到10%，即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中，朝廷实际只准备了其数额的10%金属货币用于兑换，显然，这意味着只要超过10%的交子被兑换，老百姓手中剩下的交子就再也无法换钱了……

    这样的交子，还怎么维系人们的信心？依靠内生动力，顺应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交子在四川民间的出现完全可以视为金融创新，但最后为什么会玩坏？

    从秦汉时代开始，直到清末，国家的金融始终是围绕着中央财政而运行。在这种高度封闭的体系中，只有皇帝才具备足够的权威和信用发动金融创新。然而一旦皇帝为财政而焦虑，任何名义上的金融创新又有可能立即成为事实上的敛财工具。而只有为老百姓增加福祉的金融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

    （《今晚报》7.10 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