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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女性服饰随着社会变革明显变了模样。在这段新旧文明交替的时期，女性服饰一度种类繁多，风格各异。1912年的《申报》这样评价时人着装：“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言状。”
清代，女服分为满、汉两种式样。满族女性一般穿一体式的长袍（旧式旗袍），汉族女性以二部式的上衣下裙为主。不过，清代中后期，二者也相互仿效，相互融合。
具体说来，汉族女子上身穿袄衫，长度到膝盖左右，下摆、袖口宽大。下身穿长裙或者裤子；满族女子衣着仍以长袍为主，宽腰、右大襟、长至掩足。不过，衣服的细节装饰要华丽得多。以领子、袖口、前襟等处的镶滚彩绣花边为例，早期通常为三镶五滚，清中期后越发繁复，最复杂的号称“十八镶”，甚至连衣服本料都显见不多了。
满族服饰造型中不得不提的还有旗头——两把头。这种发型需要把头发从脑后向上翻折，在头顶形成横髻。慈禧太后时期，为了便于插戴更多的发簪头饰，在两把头基础上形成了许多人熟悉的更为高大、华丽的大拉翅。
这种奢华、繁复的服饰风格并不长久。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为了挽救日益没落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派遣学生游历外洋。与此同时，随着通商口岸、租界的开放，进入中国的侵略军、外国商人越来越多，西“服”东渐的趋势开始出现。例如，当时西方妇女流行扇面形高领，一些时尚的满汉女子纷纷仿效，改低领为高领，有的领子甚至高得能挡住半张脸。此外，袖口变窄、腰身减小、绣花镶边装饰变得简洁，成为清末时尚女服的标志。不过，这些变化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趋势，还要到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实施的新服制和孙中山提出的服装制作四原则，使民众的穿衣戴帽摆脱了等级制度和传统的政治伦理的干预，标志着中国古代衣冠体制的解体。
1912年，民国政府颁发的《服制》条例规定：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两款，常礼服又分为甲、乙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的甲种都是西式的，乙种是中式齐领右衽的长袍和对襟短褂。不过新的西式服装并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西合璧的中山装诞生，街头上的男子衣着还是长袍马褂、西服、中山装并存。
《服制》条例对女子礼服的规定很保守，仍采用传统的对襟长上衣，加打裥长裙（俗称百褶裙），并且规定上衣长度齐膝，全身加绣饰。然而，与规定的保守恰恰相反，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年轻女性直接穿西式长裙、女士西服等“洋装”；同时，女子传统服饰的衣长、领高、袖长、裙长以及装饰开始不断变化。除了在清末已有迹象的窄袖、收腰等，民国之初，汉族女子的上衣逐渐变短，裙长也渐缩到足踝甚至小腿，流行的裙子从清朝的百褶裙变成了自然下垂的简洁长裙。
上世纪的最初十年，女性还是以上衣下裙的形式为主。青年妇女往往下穿黑色长裙，上身穿窄而修长的短袄。短袄的下摆被裁制成圆弧形，以至于身体两侧的下摆短得仅及腰部。这种形式令上袄显得更加短小，长裙也就显得更加修长，增强了人体上短下长的美感。有的短袄袖子短且肥大，小臂露出来，时称“倒大袖”。作家张爱玲称这种式样为：“‘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
上世纪二十年代，旗袍为中国城镇妇女青睐，是流行的服装之一。这个时期，受西式服装影响，旗袍的长度缩短至小腿处，原来的直筒式变成了合身收腰式，袖子由宽大变得窄小，领子仍保留清末的高领。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旗袍又有多次变化。矮领，更加收腰，衣长一度恢复至足面，走起路来衣边扫地，后来又缩短及膝下，袖子变成短袖甚至无袖，并且省去了烦琐的装饰。至此，经济便利、美观适体的旗袍成为民国女性的标准装，无论是大家闺秀、知识女性，还是普通家庭妇女、劳动女工，无不身着旗袍。
随着服饰的变革，清代螺髻之类的发式在城市中也逐渐消失。民国初年，流行刘海儿头、长辫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女性时兴剪短发，以缎带扎起，或以珠宝翠石和鲜花编成发箍。再往后，烫发流传到中国，并于三十年代达到高潮。烫发后别上发卡，身穿修身旗袍，套上透明高筒丝袜，再蹬一双西式高跟凉鞋或皮鞋，就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打扮。
（《北京日报》7.14 贾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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