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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7月18日 星期六

    老上海禁毒往事

    《 文摘报 》( 2020年07月18日   02 版)

        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遍布1700多家大小烟馆。20世纪初,上海的鸦片店多于米铺,烟馆多于饭馆。1908年后,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毒政策,公共租界中原有营业执照的烟馆纷纷打烊,却被低等和地下烟馆“燕子窝”“花烟间”找到了生存空间。当然,真正使法租界烟毒猖獗的实力人物还是公董局、军阀和青帮黑社会。

        1916年8月中旬某日,下午1时许,上海地方检察厅、监督公所、护军使署、市政当局和江海关等相关机构派出人员,加上《字林西报》记者齐聚海关码头。在他们的监督下,江海关工作人员指挥搬运工将查缉的烟土扛上在此等候的海关巡逻艇“流星号”,把烟土装在舱底,舱板漆印封固,水手佩枪执守。然后,众人登上巡逻舰,驶向吴淞口外黄浦江、长江、东海三水相汇的深水区域,把打包烟土绑上坠重石块丢入水中沉底。类似作业分批进行,一直延续到9月下旬。1919年1月17日,在社会各界代表的关注下,又举行焚土大会,浦东陆家嘴的一座汽窑在朔风中燃起团团浓烟,刺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连续烧了三天三夜。

        上海的禁烟禁毒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因“官黑沆瀣”,浩大的声势常常成为笑话。

        1925年4月底,法租界与杜月笙谈判,法方提出对方支付3.5万元“封口费”,允许他们开五个鸦片商店和一个仓库。6月初,双方达成协议。从此,三鑫公司的鸦片运货车牌号事先交给法租界警方,法租界警务首脑费沃利月入毒品利润回扣2%。杜月笙则当上了公董局华董。久而久之,警务系统渐渐被毒品交易渗透。后来,杜月笙甚至还成了上海禁烟委员会委员,他的核心帮会成员也进入禁烟管理圈。

        但是,对毒品深恶痛绝的上海市民却以极大的动力展开禁毒运动。1934年11月开始,对瘾君子强行登记,已经挂号而未登记的,处以50到300元法币罚款。翌年,登记力度加大,不主动登记者将可能坐牢。1936年,由三家具有戒毒资质的医院对大约1.6万瘾者实行强制戒毒,直至获得戒烟执照,6个月后再次核查。上海市警察局还发起了一场检举烈性毒品的群众运动。宣传、调查和缉捕三条线同时进行。

        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禁烟禁毒运动,最初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社会面貌为之一变。但是,一个戒毒周期约为二周,这对戒毒收治还远远不够。

        1950年2月和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限期禁绝制造、贩运、售卖毒品,禁止种植罂粟,收缴民间烟土毒品,对吸食毒品者限期戒除,对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1952年7月,上海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以副市长许建国为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副主任的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确定了逮捕、管制、登记的分类标准。到11月底,全市共查处制、贩、运毒犯13685人,查获鸦片2.36万两,海洛因4900两,没收销毁制毒、吸毒工具6300余件。

        得益于群众的广泛参与,1955年后20年左右的上海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统计表上,“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肆虐上海的百年沉疴——烟毒终于成为历史。

        (《解放日报》7.10 孙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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