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更需要健全的医疗卫生应急体系

    【建言】   

    近期，笔者一直在武汉从事重症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有机会接近武汉抗击疫情一线，也引发了一点感想。这次新冠肺炎考验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卫生医疗制度，更考验全社会的应急体系。现在，仅从医疗卫生制度方面，谈几点小思考。

    在这场抗疫中，各种新药、新技术发挥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救治了一大批危重病人。有些人在看到临床工作重要性的时候，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以健康为中心”，“全生命周期”重视预防、临床、康复三驾马车的健康中国理念。实际上，武汉的这场抗疫，恰恰是健康中国的高度体现。可以这么说，如果平时注重预防医学，对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加强管理，完全有可能避免这场新冠肺炎的发生。正是由于预防医学第一道防线的失守，对临床医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应对传染病这种公共卫生事件，我国有系统的法律和制度。但为什么这次迟迟没能如期启动应急机制呢？

    毫无疑问，各级医疗机构是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重要的报告人。但是，很多医疗机构将这一任务交给医院的保健科，而许多医院的保健科人员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并且报什么疾病，如何报，有时必须征求上级部门领导同意。一些部门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持观望态度，迟迟不肯“吹哨”。

    能否建立一种应急预警机制，比如网络直报制度，给每个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发一个“哨子”。当然有人会反对，说会不会出现“虚假哨声”，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医务人员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偶尔发生几起乌龙事件，和全社会的公共安全相比，引起社会警觉，孰大孰小呢？

    新冠肺炎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考：武汉有部分病人住院困难，无法及时就医，那么，我国的医疗资源是否紧缺呢？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的卫生机构已经突破100万大关，其中医院有3.2万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有1000万张左右。和全世界任何国家相比，我们的医疗资源是不缺少的，我们缺失的是全局上的调剂应急机制。在很多地方，包括武汉，很多民营的医疗机构和专科医院在这场“战疫”来临期间都关门了。能否在短时间内充分征用并启动这些医疗机构？如果再不够，在严密隔离的前提下，病人运送，能否周边省份医疗资源调剂，全国一盘棋呢？

    （《光明日报》 2.10 陈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