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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北京地区居民取暖和做饭长期依靠煤炭，而保证居民用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乾隆年间是怎样解决了北京百万居民的冬季燃煤问题呢？
北京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就已有相关记载；到了明代，北京西山一带更是发展成为北京城燃料供应的主要基地。开发煤炭资源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清初却总有一些保守迂腐的官僚，以种种理由竭力禁止开矿。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
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大学士赵国麟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写道：“臣窃见京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数百年于兹，未尝有匮乏之虞、聚众生事之处，何独不行于各省乎？”他建议：“行令各地方官查勘，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他坚信“将见煤禁一弛，费值少而取用宏，民之获受利益永永无穷矣”。
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很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批示：“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评议具奏。”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禁令，要求“凡产煤之处，悉听民间开采。”乾隆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可是仍有不少人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孟生蕙竟然请求禁止在昌平县开矿。乾隆皇帝看到孟生蕙的奏折后提笔批道：“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窑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来未闻以关风水设有禁例。所奏已属愚谬，措语更属荒诞。”将孟生蕙原折掷回。
乾隆不仅批判了各种反对开矿采煤的奇谈怪论，还出台具体措施支持煤炭生产。当时，煤炭逐渐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因此每当煤炭供应紧张，煤价就会上涨，甚至成倍增长，这就会影响居民生活，以致影响社会安定。当听说有人在热河避暑山庄一带开办煤窑，户部怕影响行宫安全，欲取缔。乾隆听说后，立即下了一道谕旨：“行宫不过暂时巡幸之所，其有无妨碍不必议及。”
乾隆五年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河南棍徒招摇京城，企图谋取煤窑执照的案件。
这起案件的主角是河南安阳县水冶镇的窑商薛瑄等人。那时，安阳水冶一带煤炭资源丰富，煤利甚厚。许多窑商争相在此开办煤窑。为争办这里的煤窑，薛瑄等人在当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碰了许多钉子，也没能办下采煤执照。
他们先后五进京城，花了很多银子。前三次，他们先后在北京找到亲王府的太监、奶妈、卸任巡抚，都无果而返。第四次进京，他们找到在朝廷兵部任书办的程五，程五见是发财的机会，答应尽力去办，但是必须要现钱。窑商们拿不出现钱，只好作罢。最后，他们准备直接去钻营河南巡抚雅尔图，在京城通过一个与雅尔图有些关系的人进行联络说项。
但这一次他们却撞到枪口上了——这位巡抚大人是个极力反对开采煤炭的官员，曾几次上书朝廷，力主不要解除开煤禁令。薛瑄等人找上门来，雅尔图正好瓮中捉鳖，严令安阳县县令立即查办。经过严加审讯，薛瑄等人的种种行贿钻营行为，一一被查明。
这还不算，雅尔图于当年五月给乾隆皇帝写了专题奏折，详细报告了此案的前后经过之后，请求严惩此类涉案人员。
乾隆十分震怒，对这种顶风而上，贿赂官员的行为大为反感，饬令“著将案内有名人犯，解交雅尔图审拟。”结果，从京城到河南，以及安阳县十几个涉案人犯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罚。
（《北京日报》12.5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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