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日本的情缘

    虽然丁玲生前没去过日本，但她在日本的名气很大。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日本各出版机构共翻译出版丁玲的作品近五十种。日本学界对丁玲的研究起步早、水平高、成就大。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者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近二百篇，还有《丁玲年谱》《丁玲传》《丁玲转向考》等专著出版。正如评论家中岛碧所说：“丁玲是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中孕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中开放的花朵。”

    一

    记得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后接待的第一位日本作家，就是要求拜会丁玲的有吉佐和子。

    那是1979年9月12日下午，有吉佐和子随日本财团访华。不知道她从哪里找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的电话，主动要求拜会丁玲。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没见过丁玲，只听说她被迫去了外地，不知道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向不少人打听，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年初丁玲因病回到北京，暂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但她目前的身份、状况以及是否能见外宾等，需要请示报告。有关领导批准后，我打电话联系，是她的丈夫陈明接的，说丁玲同意与有吉佐和子见面，地点由中国作协来定，届时请派车来接她一下。

    第二天下午，我从中国作协要车去接丁玲。望着车窗外的白杨树，我在心里想象着她的样子：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眼睛里可能闪着冷漠的光。毕竟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受了二十多年磨难，能活下来就是奇迹！

    但见到丁玲时，我眼前一亮，发现自己的想象完全错了。她中等身材，齐耳短发，皮肤白皙，面色丰润，举止安详，目光柔和，话语中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在汽车里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小说，记得名为“丁玲短篇小说选集”。她很惊讶：“我的书已经绝版二十多年，年轻人很少知道我，即便知道，也认为我是个坏蛋。”她爽朗地笑了笑，谈起这二十多年的坎坷，没有抱怨与哀伤，只是惋惜白白流逝的岁月，更多的则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走进新侨饭店，有吉佐和子扑过来，和丁玲紧紧拥抱。她说：“我找了你二十多年，今天总算是见到了……”热泪随之簌簌而下。丁玲也很激动，眼圈红了。

    有吉佐和子问丁玲，这么多年你在哪里？丁玲如实相告。有吉佐和子用手托着脸，眼里含着泪，入神地听着。后来丁玲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了。”

    二

    1980年12月16日，我陪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星野、荒井到木樨地22号楼采访丁玲。

    陈明在门口迎接，丁玲把我们让进客厅。她说：“我很怕记者。大概作家都怕记者！”星野问：“为什么？”丁玲回答：“因为记者来采访，要提许多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考试，谁不怕考试呀！”大家笑起来。

    星野问：“您去过日本吗？愿不愿意到日本看看？”丁玲回答：“没去过，愿意去看看，那里有许多朋友。全世界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身体好，健康情况允许。我今年76岁了，身体好的话，还是想多走一走多看一看的……”

    1984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以巴金为团长的笔会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东京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临行前，为了营造友好气氛，特地约请一批著名作家撰文并在报刊发表。丁玲写了《与日本朋友叙旧》一文，约两千字，回忆了与日本朋友冈崎俊夫、三好一、三好绫子、高畠穰、野间宏、中岛碧的交流和友谊。文章发表在1984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

    三

    1996年秋天，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到日本进行中日纯文学之比较研究，住在东京。一天晚上与日本朋友藤山纯一到酒吧聊天时，意外遇到一位名叫清水正雍的中年人，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工科，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常务董事。

    临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丁玲女士还在吗？我读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感谢她，让我知道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我告诉他丁玲女士已经病故十来年了。在异国他乡的小酒吧里，有读者想起她，她的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我们一起举杯，为丁玲，也为不朽的文学。

    回到住地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丁玲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很少到单位来，我与她见过几次面，也带日本的作家、记者拜访过她，给她翻译过几封日本来信。她从美国回来后，曾赠我《访美散记》，并在扉页上用大字写下“喜儒同志 丁玲1984.8北京”。

    我想丁玲生前肯定想来日本见见她的译者和读者，虽然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从她与日本朋友谈话的眼神中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可惜她因身体等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成行，真是莫大的遗憾。

    （《北京晚报》10.21 陈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