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不轻受人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写信给几个弟弟说：“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所谓“不轻受人惠”，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不乱收别人的人情。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重庆奉节人鲍超能征善战，一生身披数百战，少有败绩，《清史稿》说他“治军信赏必罚，不事苛细，得士卒死力”。会做领导的人大抵都喜欢独当一面的下属，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多次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为鲍超请功求位，鲍超因而得以步步升迁。为了表示感谢，某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送给他16大包礼品，包括大量的金银珠宝，曾国藩留下一顶不值钱的小帽，以示上下得心，其余所有的东西都退还了。

    仔细想来，一个人愿意给官员物质方面的好处，主要是三种情形。一是无求于对方，只是钦佩其人品，财物只是敬意的表达；二是最初确实只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但官员有了更大出息之后，送礼者便产生了收取“利息”的想法；三是送礼者事先便将人情当成投资，希冀讨得官员欢心之后，再从其权力中分一杯羹。考诸人性，第一种情形不会很多，后两者倒是常见。曾国藩精通人情世故，对周围人那点小心思看得清清楚楚。不轻受人惠，可以避免日后为人所制。

    做上总督后，曾国藩写过一个名为《谕巡捕、门印、签押三条》的告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意思是说，人的贪欲永远是无止境的，满足了小的，还会冀望大的，有了大的，则想更大的，与其在欲望中左右失据，不如首先不让它冒头。

    （《深圳特区报》10.22 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