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和平解放前,毛泽东仅在五四前后到过两次北京。在这仅有的两次北漂之旅中,不得不提到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的经历。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等一行25人离开湖南北上,19日到京。此次来京,是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是应老师杨昌济的邀请。
1918年9月,经杨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书面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了份临时差事,主要负责管理第二阅览室(即今天的报纸阅览室)的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对于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许多著作记述略有不同。如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自己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到底叫什么?笔者认为,既不是“助理员”也不是“书记员”,而是“书记”,依据有六。
1.没有“助理员”这一职位名称
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记载,不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的机构中,都没有“助理员”这一职位名称。
2.北大图书馆四类工作人员中,说是“书记”更为妥当
据1920年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规定,北京大学图书馆设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四个课,另附讲义收发、缮写两室。
除图书馆主任,工作人员共有四类:助教——负责在图书馆收集书籍、指导学生借阅参考,人员从北京大学毕业生中聘任,1920年9月设立;事务员——由资深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担任,各课的“领课”由一等事务员担任;书记——一般由增聘的新手担任;杂务人员——包括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
可见,无论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内容,还是从他属于新增聘人员身份来看,都与“书记”的职责、要求相近。
3.毛泽东当时没有言明自己担任“助理员”
毛泽东1919年4月28日《致七、八舅父母信》中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他本人没有言明自己担任“助理员”一职。而“书记”一职,则是与“职员”最为贴切的。
4.蒋梦麟的回忆
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
蒋梦麟的回忆在时间上明显有误。蔡元培1919年五四运动后离开北京大学,7月由蒋梦麟代为处理北大校务,直到9月北大新学期开学蔡元培到校处理校务为止,为期两个月。毛泽东是1918年9月—1919年3月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约半年时间,蒋梦麟代为处理北大校务是在毛泽东离开北大后4个月,不可能为毛泽东在北大谋“一个职位”。但是,蒋梦麟的回忆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叫“书记”。
5.萧子升的回忆
据毛泽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湖南来京赴法勤工俭学主要组织者之一的萧子升在《毛泽东与我》中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写信请示蔡元培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这件事后,有个更好的主意,致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书函:“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
萧子升的回忆也明确说明毛泽东所谋临时差事的名称叫“书记”。
6.个别名词存在理解、翻译差误
查毛泽东任“图书馆助理员”一说,盖来源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确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译者据此直译成中文,便有了流传甚广的“助理员”一说。
不过,毛泽东当时所任的图书馆“书记”,与现在担任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书记”却大有不同。古汉语中“书”指书信、“记”指笺记,旧时“书记”指从事公文抄写工作的人员,属于事务级、办事级的低级小吏。
(《前线》8.6 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