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为什么这些歌曲,年代再久远,一听仍会心潮澎湃?为什么这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一响,仍会热泪盈眶?
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有她的筚路蓝缕,有她的艰辛曲折,有她的拼搏奋斗,有她的欣欣向荣;因为这歌声中有风云,有一代代人的血和泪,有无数人的悲与欢,有一个民族的屈辱与自信,有一个国家的光荣和梦想。
《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创作,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节前。1951年国庆期间,《歌唱祖国》以其广阔的构思、深远的立意、鲜明的音乐形象和铿锵有力的音乐语言唱响全国,此后,在海内外迅速传播,成为几代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歌曲。
生于1918年的王莘,幼年在“丝竹音乐”盛行的环境中成长。他酷爱音乐,小学时便跟随家中能书会画、精通丝竹乐器的姐夫学会了拉二胡和吹笛子。1932年,年仅14岁、一心想成为音乐家的王莘,因家境贫寒,踏上了远赴上海的学徒工之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掀起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7岁的王莘在青年会刘良谟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民众歌咏会”,后又结识了正在上海搞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和吕骥等人,很快便成为活动骨干,还当上了教群众演唱救亡歌曲的“小教员”。
1938年,王莘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名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专业、系统的学习。延安紧张充实的学习生活和参与《黄河大合唱》筹备与首演的经历,为王莘日后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情感储备。
毕业前,冼星海赠给王莘一支颇有纪念意义的法国自动铅笔,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拿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些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
1939年6月,毕业后的王莘奔波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教于华北联大音乐系,创作出反映根据地人民心声的《选村长》《打击顽固分子》等革命歌曲。1943年春,时任“华北群众剧社”音乐队长、副社长的王莘,相继创作出《战斗生产》《永远跟着共产党》等歌曲,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第二天,王莘便带领“华北群众剧社”全体成员进驻天津。在开国大典前的一次工作会上有人提议,应该每人创作一首新歌曲,为开国大典献礼。这个倡议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王莘更觉得责任重大,为了带头写出一首歌颂祖国的好歌曲,常常苦思冥想,夜不能眠。
但是,以歌曲这样的微小体裁承载如此宏大的主题创作,其难度犹如方寸之间雕刻万千气象。直到10月1日,王莘作为天津音乐界代表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看着一个个游行方队喊着口号走过天安门城楼时,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他多么希望能写出一首歌,歌唱伟大的祖国,歌唱勤劳勇敢的人民,歌唱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歌唱年轻而蒸蒸日上的人民共和国……想到这里,突然有一个十分具体的场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游行方队能够齐声唱着这样一首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
有了这个目标,王莘投入紧张的创作,不到三天便能写出一首新歌。从开国大典到1950年夏天,他已写出一百余首歌曲。其中,六首分别发表在《天津日报》和《天津歌声》等报刊上,但始终没有传唱开来。
1950年9月,正值国庆一周年前夕,身为团长的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采购西洋乐器,到北京出差。在西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当铺,发现了国民党军乐团遗留的旧乐器,他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买下几件急需的乐器。两把长号背在肩上,小号、长笛和双簧管都挂在脖子上,左右手提着圆号“狼狈”地向火车站走去。
九月的北京,阳光灿烂,红旗招展。那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来的曲调就那样自然地流淌出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随着旋律的行进,又引申出两句“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一上火车,王莘急忙拿出笔,没找到纸,便在烟盒背面飞快记录起来。窗外的景色不停变换,他灵感如泉涌,写下了“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一股创作的热流推着他反复朗读“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当这段歌谱跃然纸上,音乐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50年9月,在收到冼星海赠送的活动铅笔的第11个年头,《歌唱祖国》诞生。32岁的王莘终于用老师赠予的那支写下《黄河大合唱》的活动铅笔,创作出了这首不朽的颂歌。
(《光明日报》8.5 陈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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