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可能是门口的台阶，也可能是不连续的坡道，或者是高出地面一截的公交车，而这一次，它是一段没有设置任何警示的危险道路。
7月7日晚，坐着轮椅的文军出现在这条道路上，随后，这位截瘫患者从道路尽头跌落到离地约2.2米的地下车库入口处。120赶到现场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努力让轮椅走得更远
作为一名无障碍出行的推广者，文军一直努力让轮椅走到更远的地方。他去天安门看过升旗，去八达岭爬过长城。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银川、三亚、西安、南京、内蒙古，不久前，他还和妻子去东北来了一趟为期25天的3省6市旅行。他去过南非，到过越南，还去过印度、尼泊尔。
他已举办了11次针对截瘫患者的无障碍出行活动。按照原计划，今年10月20日，他会带领截瘫患者从昆明、大理、丽江一路出行10天，这是这些人第一次尝试跨越3个城市。
为了考察这些地区的无障碍设施，文军一个人出发。他从北京途经15站，在列车上经过了34小时9分，终于到达昆明。每晚10点左右，他回酒店，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拼图发到朋友圈。
7月4日，他到了昆明大观楼，发现很多公交车是一步梯，“适合轮椅上下”；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公园、民族村等景点，“第一次看到了国内街道公共残障卫生间配有电子门锁”；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这一天，他一共更新了4条朋友圈。之后，就再没有更新。
他先后十几次带着全国各地的瘫痪患者，到北京、西安、南京、宁夏、成都、三亚等地旅行。活动的消息往往发出来不到几分钟，限定的60多个名额就会报满。
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出行，他需要提前出发考察：调研酒店无障碍设施，去景区考察线路，再安排时间、租大巴、协调志愿者。
他的背包里，随时装着一把折叠尺，展开1米长。进了酒店，他就掏出尺子测上测下：卫生间的门要宽于60厘米，保证大部分轮椅通行；马桶与淋浴的距离伸手就能够着，因为站不起来的他们，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目前在中国，没有残障人士出行的咨询分享平台。一些旅游网站，也仅有该酒店是否具有无障碍设施的笼统描述。致电到酒店前台，很多服务人员分不清不同无障碍设施的区别，也并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的具体信息。
为此，每次找酒店，他都要一个个地查阅，还要把价格尽量压低，因为长期治病，对这些并不富裕的病友来讲，最合适的价格是150元到200元。
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
在截瘫患者的圈子里，已有的共识是，很多人能走出来，都是因为文军。
他在2006年创办“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这是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百米左右一栋居民楼里的一个四室一厅，卫生间有加装的扶手，厨房有降低了的灶台，还有不少锻炼的器械。为了随时改装，他买好了电锤和电锯。
几千人曾在这个不大的房间来来往往。五六岁的小女孩在这里住过，60多岁的老人也曾光顾。在康复中心的日子是很多病友的“舒适区”。离开了这里，这些人会面临着寸步难行的窘境。
中国残联2017年的百城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无障碍设施整体普及率为40.6%，处于较低水准；而除普及率较低，还存在部分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存在问题等情况。
“北京截瘫者之家”的病友说，每一次出门都会提心吊胆。目的地不同，遇到的困难就不一样，有的人到了现场发现没有需要的设施，还有的人发现无障碍设施的位置没有标示。一些地方的无障碍洗手间，被锁住放置保洁工具，有的一用扶手就掉了。
在机场，因为助残车迟来，有病友被等待在摆渡车上的旅客指着鼻子大骂了一路；航空公司与机场需要分别联系，一旦对接不到位没有廊桥，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在停机坪。
“看到了文军，就觉着自己一定能行”
25岁时，文军因为车祸损伤了脊髓。他也经历过不愿意迈出家门、整日与床为伴的时光。家里说买轮椅，他一听就“急眼”。原本喜欢交朋友的他，一听朋友来看望就把头扭到一边。
但他很快走了出来，来到北京康复的第3个月，他劝走了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文军坐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批发当时病友用的IC电话卡，一趟40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元。
如今在美国读博士的张娥，是最初认识文军的病友之一。她记得，那时候，文军开朗、乐观，康复锻炼总是坚持到最后，他还常带着病友做些运动。
张娥说，对于截瘫患者，除了实际存在的障碍外，一个无形的障碍是，出门后感觉所有人都在审视自己。“一起出行时，不再是自己承受这种打量，慢慢也对这种眼光开始脱敏。”
文军曾组织病友来北京登长城。来自外地的60多个病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爬到了长城上。一个大姐当场哭了，她没想过，受伤后还能完成这样的愿望，“站在这，我也是好汉了！”
“看到了文军，就觉着自己一定能行。”病友老唐消沉了6年，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后来到了北京，帮文军一起打理截瘫者之家。
此前，许多截瘫患者已经习惯向人求助。张娥说，每一次出门乘坐公交车，她要先找人把自己背到指定位置上，轮椅提起来、放下，再折起来，放进公交车里。即使很多好心人帮忙，可她始终心里打鼓，“天哪，要求多少人帮忙，还不如不去了。”
如今，在文军的影响下，张娥经常自发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想让地铁工作人员知道我的存在，这些设施是有意义的，你需要不断地去保护它，维持它，而不是让它落灰和失灵。”
她说，因为出行不便，穿梭在路上的残障人士相对少见。久而久之，很多人遗忘了这样一个群体，也忘记了如何维护他们的需求和权益。“你要不断地去出现，这就是文军在做的事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
（《中国青年报》7.17 王景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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