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舍给一座山

    ■蒋勋

    我跟山有缘。小时候住台北，四面环山。因为还没有高楼遮挡，一眼望去，层层叠叠，全是连绵不断苍绿的山。

    我住在大龙峒，是淡水河与基隆河的交汇处。淡水河已近下游，浩浩荡荡，经社子、芦州，往关渡出海；基隆河则蜿蜒向东，溯松山、汐止、基隆方向而去。基隆河环绕之处便是圆山。

    从我家到圆山，快步跑去，只要十几分钟，山上有动物园、跑马场，山下河边有一座废了的砖窑。现在大概没有人把圆山当作“山”吧，它不过是台北北边一处较高的所在。圆山却是我第一个亲近的山，也借着它的高度，我开始眺望梦想更多的高山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上了华岗，开始住进了大屯山系的环抱之中。华岗本身在山里，却凸出于峰峦之外，是最好的看山之处。隔着一道深谷，最近华岗的是纱帽山。纱帽山是最无姿态的山，它其实连纱帽的曲线都不明显，浑浑两大堆土，近处仰看，最像撅起来的臀部。

    在华岗，读了大学带研究所，看了六年纱帽山。看到纱帽山的静定，看到花开泉流，看到山色变幻，有无之间，爱恨之际，原来它的混沌中满是杀机，有从蛹眠中醒来的蛇与蝴蝶，有血点的樱花与杜鹃，满山撒开，杀机与美丽都不可思议。我懂了一点《齐物论》，懂了一点生命飞扬的喜悦与酸辛，要俯首谢它，而纱帽山，只是无动于衷，依然浑浑两堆大土。

    寒暑假我常常跑到竹南狮头山去。狮头山一山都是庙，从山脚盘旋而上，大大小小，各种宫观寺庵总有十来座，我常住的是最高处的元光寺和海会庵。海会庵是尼庵，只有师徒三代尼姑，年老到年少，打理庙中杂事，诵经念佛，一入夜就闩了山门，各自熄灯就寝，特别寂静。元光寺僧尼都有，孩子哭叫，交一点香火钱，吃住都包了，香客多，人众也杂。我想静时，就住海会庵，静怕了，就搬来元光寺。

    一夜住海会庵，入夜后，我想出去玩，便偷开了门，在山路上闲走。因为没有月光，山里黯黑，远处听见铁器响声，我便站定。看不清，似乎是一头牛，黑黑一团。我有点怕，闪在一旁，待这物走近，却是一老妇人，大约腰病，上身完全折叠下垂，头触到膝部，一手拄着沉重的铁杖，一步一蹭蹬，艰难走上石阶。我因为好奇，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元光寺。她入了庙，把铁杖放平，又蹒跚到大殿俯拜。四处是孩子的哭叫，僧尼与众人来往，没有人理睬她。她兀自拜完，拿了铁杖，又一步一步磨蹭着下山去了。

    我在狮头山一住几个寒暑假，母亲急了，以为我要出家，我心里好笑，出家哪里这样容易，我连这老妇人拜山的庄严与敬重都还没有，哪里就谈出家呢！

    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论文写的是明末的黄山画派。黄山是奇山，刀削斧劈，几个大石块，磊磊叠叠，盘错成一巨物，通体无土，露出粗粝的石质。去过黄山的朋友跟我说，飞来峰那块石头，力学上怎么看都不对，绝对应当掉下去，可是它就是悬在那儿，让人捏一把汗。黄山画派的绘画，也因此无一不奇。梅清把山画成一缕青烟，幽幽荡荡；渐江的黄山崚嶒孤傲，常常一大块巨岩挡面，不留一点人情余地。黄山是明末怀亡国之痛的诸君子隐栖之所，山势把风景逼到了险境，时代的悲痛，也把个人的生命逼向孤绝之处。

    美术史上，至今犹可仰望的，还有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大山，堂堂正正一块巨岩正中壁立，从什么角度看，都必须仰望，他把山升高成为一种胸怀与气度。那是范仲淹的时代，岳阳楼上，要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与情怀；那是欧阳修、韩琦的时代，是山，便要堂正、巍峨，绝不屈从。范宽的山，为山定出了精神的极则，那占画幅三分之二的方正大山，是数学上的黄金分割，也是北宋初士人的风姿。         

    后来，我去看了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觉得这座欧洲名山太干净，处处都像风景明信片剪下的一块，纤尘不染。一路看去，无一处不好，但是，太多的“太好了”，加在一起，使人觉得不是真的。比起阿尔卑斯山，我印象更深的倒是横阻法国与西班牙边界的庇里牛斯山，荒悍奇秃，有一种原始的野性，处处是红褐的土块，倔强深沉，是弗拉明戈舞中郁苦与狂欢的混合。

    西方美术史上，把这种红褐郁绿的土块山势画出神髓的是塞尚。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不断看山、画山，不断与山对话的塞尚，把圣维克多山升华成永恒的符号。1906年，塞尚在画山时倒下死去。二十世纪的两大流派，“立体派”与“野兽派”的观念与技法都从他的画中崛起。

    在西方美术史上，与山对话的画家并不多见。西方人多在人体上看风景，中国人则是在山水中看到了人的诸多变貌。塞尚，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的宗师，这一点，倒像是中国画家的嫡裔。

    塞尚把一生舍给了圣维克多，范宽舍给了华山，渐江舍给了黄山，黄公望舍给了富春山。儒家说“仁者乐山”，山象征了生命久动之后的息止，是纷乱中的僻静之处，是静定与沉思，是专注于一个简单的对象，从纷扰中退下，知道停止的意义，知道一生只能舍给一座山。

    （选载一）

    （《蒋勋散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