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庵印泥

    印泥与篆刻有着天然的联系，鲁庵印泥的故事亦是由篆刻起，因篆刻而流传。

    高式熊与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同为浙人，又同问教赵叔孺，同在1930年前后迁居上海，这为二人后来的因缘埋下了伏线。

    张鲁庵移居上海后，从漳州买来知名天下的八宝印泥几十两，又耗巨资从国外进口设备，聘请化学、物理专家，把史籍中记载的印泥制作方法逐一分析研究，反复研究朱砂、蓖麻油、艾绒三种印泥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和最佳配制比例。作为印家，他亦嗜好历代名家印章、印谱，因为一本黄牧甫的印谱，1941年，在赵叔孺的介绍下，张鲁庵与高式熊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亦师亦友。而后，高式熊便追随张鲁庵，研发鲁庵印泥。

    1948年，张鲁庵终于制成了三种自己满意的印泥：朱砂印泥、朱膘印泥、和合印泥。鲁庵印泥既成，连挑剔的书画家陈巨来也由衷赞道：“较之上海西泠印社所制，高超十倍也。”“鲁庵印泥”由此驰名艺林，当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还托人从上海带鲁庵印泥去用。

    高式熊曾言，执着和一丝不苟才是鲁庵印泥的不宣之秘。张鲁庵曾经将50余次相对成功的配方和加工方法仔细作记录，一再比较，完善方案。其中，第49号配方“细而薄，薄而丽”，最得高鲁庵喜爱。上世纪50年代末，张鲁庵正式将这四九印泥配方交于高式熊，嘱其发扬光大。

    在传统文化被打入冷宫的日子，鲁庵印泥亦几乎遭遇了没顶之灾。春回大地，上世纪80年代初，为兑现对张鲁庵先生的承诺，高式熊奔走在有关机构、企业、书画篆刻家等各方之间，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鲁庵印泥的文化地位和复出意义。2008年，静安区文史馆对鲁庵印泥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并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高式熊手中接下传承重任的李耘萍师承祖辈吴隐。1913年，吴隐先辈在上海开设西泠印社，不久，与夫人孙锦（织云）合制成“潜泉印泥”，而后，又应吴昌硕之邀，研制出适合吴昌硕印风的“美丽红朱砂印泥”。吴昌硕使用该款印泥制成《缶庐印存》，流传于世。

    用料不惜工本，虽有“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法，鲁庵印泥并不用于商业销售，书画印家用了好，就是张鲁庵的追求。与鲁庵印泥的非商业化道路不同，吴氏印泥通过在配方中吸纳西德颜料，在艾草纤维加工中融入当时先进的化学处理，自行研制小型研磨机、粉碎机等，实现批量化生产，用另一种方式保护与发展印泥事业。经历了公私合营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印社更名为“上海印泥厂”，至上世纪80年代又恢复原名“上海西泠印社”。

    新中国成立后，吴氏夫妇渐入年迈，而子女也都不想继承这门手艺，祖传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危机。1963年，当时手工业局局长胡铁生一锤定音，同意“潜泉印泥”的第二代传人自选接班人，全家人商量，点名侄外孙女，即吴隐的重侄外孙女李耘萍。李耘萍不负众望地掌握了吴氏制泥的秘诀。而后，在担任“上海西泠印社”厂长期间，她又开阔思路，力图在自身产品中融入现已失传的诸多印泥流派工艺。又是四十年不断努力，“上海西泠印社”亦从家庭型作坊，逐步发展成为了举国闻名的印泥生产厂。

    （《新民晚报》2.13 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