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过青春的叛逆

    ■殷健灵

    受访者：周扣章

    职业：离休干部

    出生日期：1923年

    我爸爸是江苏宿迁人，从苏北逃荒来上海。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说我爷爷当年被清朝政府抓去，打入侵台湾的荷兰人，从此没有了音讯。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奶奶只好带着当时尚年少的爸爸去亲戚家讨粮。那些亲戚本来都穷，哪里有多余的粮食给你？奶奶对爸爸说，“讨粮没有出路，你还是去上海找你哥哥吧”。就这样，爸爸孤身一人去了上海滩。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

    那时的上海，军阀混战，清政府被鸦片害得民不聊生，“不是洋枪就是炮（鸦片筒）”。“辛亥革命”以后，爸爸有机会当了警察，也参加过革命军。后来，爸爸在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做保安，慢慢站稳了脚跟。他三十八岁结婚，结婚那年，妈妈十八岁。再后来，爸爸有了点钱，就从工厂里出来，自己开了个“老虎灶”。生意越做越好，爸爸将老虎灶扩大成了茶馆。爸爸照顾生意，妈妈就在家里忙家务。他们生了十一个孩子，我是老三。我上面的两个生下不久都死掉了。虽然我爸爸是个粗人，心里却倾向于做有文化的人，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个“文章”的“章”，还要把我“扣”在裤带上，不能让我死，于是，就给我取名叫做“扣章”。

    我妈妈从不交际，吃饭也从不上桌，灶间就是她的房间。有了钱，她把以前赚的钱都戴在了手上，十个手指都戴满戒指。我爸爸喝酒、抽鸦片，还打麻将赌钱。他总是输，把妈妈手指上的戒指一个一个地输掉，但我妈妈没有一句怨言。最后，爸爸说，我这般模样，还是个男人么！我爸爸是个男子汉，说到做到。首先，戒烟，不抽鸦片了！怎么戒？桌上摆满了生姜，烟瘾来了，就吃生姜，吃得舌头起白泡。

    爸爸后来入了“通”字辈青帮，收了十几二十多个徒弟，有了自己的一方势力。到了上中学的年龄，爸爸给我的未来定下了三条路：一是金饭碗，进海关，拿美金；二是银饭碗，将来去银行，拿银元；三是铁饭碗，去邮局工作。他不识字，但尊重读书人。他希望我读书，一点都没有让我继承茶馆的意思。只是爸爸给我指的三条路，我后来一条路也没有走。

    念初中时，日本人打过来了。爸爸觉得我越来越不听话，为了惩罚我，不让我再去读书。于是，我负气出走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一所私立小学做义务老师，一待就是一个月。那年我才十六七岁，正是叛逆的年龄，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栖身之所，无所谓，到了晚上，在教室里拿课桌一拼就可以睡觉，白天呢，和孩子们厮混在一起，很开心，几乎忘了自己是离家出走的。吃饭，也无所谓，我可以花之前存下的零花钱。

    可是，好景不长，零花钱毕竟有限，很快就囊中空空了。我饿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有意走到爸爸最喜欢的徒弟家门口去转悠，让他看见我。果然，师兄和他媳妇都看见了我，他们一个劲地来追我，我在前面逃，一边逃，一边在心里巴望着被他们捉住。

    后来，爸爸果然派人来找我了。我还嘴硬，说，得答应我的条件我才回去。什么条件？我要读书！我爸爸在楼上大光其火，我则在楼下被师兄他们包围着。他们劝我说，要让爸爸消气，就得放软当。又商量着如何保护我不挨打，最后来了十几个兄弟，簇拥着我上楼。我表面上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其实心跳如鼓。只见我爸爸气鼓鼓地坐在八仙桌旁，那八仙桌正上方敬的是关公，爸爸的脸色和关公一样红。

    果然，爸爸见了我，站起身就要打我。他的徒弟们一拥而上将我护住。爸爸喝了一声：“跪下！”面前的地上摆了一个放铜板的木格子，让我跪在上面听训。

    我如跪针毡，膝盖生疼。只听得耳边传来爸爸的训斥：“老子走南闯北，打得今天的天下，你有得吃有得喝，还不知足。如今你越来越犟嘴，不顺着我，就是不孝！”我反驳道：“我不是想赌，也不是想嫖，我想读书，有何错！”他怒道：“读书？读书应该知礼，你却越来越不知礼！”我一下子泄了气。我低下头说：“我知道了，下次不再犟嘴了。”

    这是我少年时期的一次大叛逆。之后，我表面上学乖了，但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高中二年级，我偷偷离开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再也没有回去。听说我爸爸很伤心，他不知道我在干嘛，但他跟人说，我儿子不会干坏事。

    如今，我九十多岁了。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在七十多年前，我也有过青春的叛逆。我最大的叛逆，就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选载六）

    （《访问童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