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我落下个“不良”习惯：对朋友圈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提不起兴趣，但会下意识地数数人家照片里的碗筷。
我家春节只有3口人：爸妈和我。明年这个数字是否变化主要取决于我成家与否。
生于1992年的我手握“独生子女”证，但同时，我也是在“一大家子”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在经历着“大家”变成“小家”的过程。
妈妈说“都是你们年轻人晚婚闹的”，外婆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做了外婆。在她眼里，新生没有赶上她们老去的速度，家庭成立赶不上拆分的速度，所以，家里的热闹续不上了。
一
一起过年的人少了，我们的家变小了。
有报告曾指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户均人口5.3人，到2012年，缩减到3.02人。在我家，变化在过去10年里一点一滴地发生着。
2013年，88岁的爷爷离开了故乡。那年县城搞新城建设，爷爷家所在的村子在搬迁的范围内。按当地拆迁补偿办法，爷爷将在县城有一套90平方米的楼房，和他的老宅子同等面积，市值30万元人民币。陆续地，有人来家里评估房屋，窗户、家电、甚至盆栽都被一一记录，它们每件都将为家里多争取一些补偿款。
爷爷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从14岁开始当兽医，直到上了年纪拽不动那些猪和牛。那个四四方方的药箱内兜里塞过5角、1元、5元的零钞，等孙辈回家给他们压岁钱。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能在县城里有套房子是再开心不过的事。前年，整个村庄完成搬迁。一起“空城”的，还有周边70来个村子。那些弯曲的小路、长满苞谷和土豆的农田、在我膝盖上留下印记的石台阶，都在轰隆隆的推土机声中消失不见。
再后来，爷爷的健康每况愈下，我爸兄弟几人商量分家的事。在农村，分家是很常见的现象。老话讲，“树大分杈，人大分家”。当儿女成婚后，父母会将积蓄、私产统统分给孩子。对很多家庭而言，财产分配也意味着家庭“解体”。
我爸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幺，很早便离开家打拼。几十年过去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还算不错的生活。他听从了兄姐的一切安排，几乎没从爷爷家“分”得什么。伯伯和姑姑家也因为分家的事吵红了脸，再没坐在一起吃过饭。
“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日子一去不返。爷爷按月由各家轮流照顾，过年就彻底各过各的了。
二
在爸妈那辈，家里有三四个孩子很常见，每到过年，在外漂泊的孩子拎着大包小包往家赶。路远的要坐遍车、船和摩托，我们离得近，需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北方农村的土炕上放着花生、瓜子和糖，一年都未见的叔侄舅姨很快就能熟络起来，围坐在热炕头侃大山。
在外婆家过的那几个春节，是十五六口人的三世同堂，外公从进腊月起就开始忙活。宰年猪、蒸扣肉、灌香肠，屋里屋外的两口大锅和外公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着，灶坑里的火噼里啪啦地烧，食物的香味钻进家里角角落落。最热闹的是除夕，吃饺子前要放上几挂鞭炮、几桶礼花，孩子手里拿着“摔炮”“窜天猴”，不亦乐乎。一家人盘腿坐在炕上，看着春晚打着牌，吃口冻柿子寓意新一年事事顺利。
我升高中那年，外公患了脑血栓，好在治疗及时，出院后他能自由行动。只是，当了一辈子老师的他，不会写字了。一个“大”字，反反复复想了许久，却始终写不出来。他能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老冲着我喊小姨的名字。
家中的事务外婆一个人张罗不过来。菜园子荒了，后院的墙头长了草，家中的鸡两天也喂不上一次。舅舅和姨妈们不放心他们在农村独自生活，终于劝说他们搬进了城里的房子。那些热闹过年的记忆不再延续，我也没了可以放肆“野”几天的地方。
三
今年春节，舅舅一家在云南过年。自打3年前舅舅和舅妈退休后，老两口每年12月到次年2月，都像候鸟一样飞向南方。第一年他们去了海南，第二年在广西。
舅舅和我在微信上打字聊着，我们大概有两年没有见面了，平时互相在朋友圈点赞。表哥长我5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今年参与到春晚当天几亿人抢红包的项目里。为了让后台不被“不可预估”的流量冲垮，他从春节前10天开始加班，除夕和初一熬了两个通宵。初二一早，他从北京飞往昆明，和舅舅、舅妈会合。
表哥到昆明的第二天，舅舅便发朋友圈“谴责”他：“说是来陪我们过年，实际上是无薪出差吧！”照片里，表哥伸着脖子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左手托着下巴。
二姨妈家的表姐去年嫁人，今年去婆婆家守岁。姨妈姨父加上外公外婆，四口人年龄总和接近300岁，可能比我家稍稍热闹一点儿。初二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她家拜年，这10分钟的车程我熟悉到可以闭眼摸到。他们聊着熟人的近况，我努力应和着。外公外婆对新的环境逐渐熟悉，只是他们的话很少了。
小姨一家去国外旅行过年。她们计划已久终于狠下心，抛弃了“过年必须在家”的想法。春节假期末尾，我妈妈已经开始筹划下一个春节怎么过了。她提议，“要不，咱们明年也旅行过年吧。”我掏出手机，把新闻里景区人头攒动的照片发给她看。她摆摆手，“太挤了”。我继续搜罗着那些小众或者人少的地方，准备带父母一起去度假。
都2019年了，是时候放下一些执念，坦然面对大家和小家的变化。
（《中国青年报》2.13 艾莜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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