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

    ■聂震宁

    在上一篇《长乐》里，长乐破败的老街被北京的电影制片厂选作外景，起初以为得了面子，十分的欢喜，后来发觉这是丢人现眼的事，而电影厂的轻狂后生又肆无忌惮地嘲笑他，自觉大伤面子，一怒之下，就驱逐了北京来客，维护了文明古城的尊严。故事至此，我以为不会再有什么起伏，只说是长乐“看来硬是要修好两条街，才能踏实地理直气壮地乐一回”。其实不然。就是不修老街，长乐也一样乐得踏实，乐得理直气壮。弹丸小城战胜了京城大都，争得了多大的面子，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长乐的呢？

    事实上，那故事之后，长乐就为这战绩津津乐道了不长不短的一个时期。只要有客人来，他总要把对“北京的”而且是“电影的”“制片厂”战而胜之的故事演述一回。不晓得从几时起，导演被说成大导演谢晋，明星则说成刘晓庆。如果客人的级别达到在第一招待所下榻的标准，长乐便做成漫不经心的样子，不屑提起而提起的样子。如果那客人是平民百姓，亲朋戚友，长乐就借酒盖脸，大声演说那故事，使它如长乐的三花酒一般浓烈，一般令人兴奋。

    至于老街，一时半暂是不能修的。不是长乐硬要留那满街的雨水给娃仔航行纸船，不是长乐不体恤父老乡亲在泥泞中跋涉的艰难，实在是人争一口气，鬼争一炉香。不能不争！其实，长乐并不总是排外。他也讲究从善如流，只是不能不要面子。

    长乐是广西的大县份，四周围的三个县加起来也不比他。长乐虽然不免因此会有些强者的高傲，但也讲究伟人的胸怀。几十年来，安平县时常同他争些山林地界。民国三十七年，两县民团连同民众血战一回，互有伤亡，结下世仇。地盘大小，长乐当然十分看重。可是，近几年安平县只是一味地求和。人家的乡长来求长乐的一个村长，县长来求他的副县长，带了香菇、木耳和笑脸来。长乐得了哀求，就动了侧隐。待到把哀求享受够了，七片山林就作为报酬划给了人家。长乐帮助了弱小一回，自觉身份又高了一等。所以，但凡我的外地朋友要来长乐办事，我就同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告诫一番。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以阴柔克阳刚。只是，老街一时不修，现成的民国街景随时还在，总还有人来找麻烦。比如，又有人要来拍电影！

    这回是广州的电影制作中心，拍的当然还是民国初年的故事，武打片。因为有了上回的经验，长乐不再把拍电影的人放在眼里。这回既不再开三九二十七种会，也不会欢喜得心慌。他只是颇有城府的微笑，“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微笑。长乐的面孔摆了蛮久，还不见对手来。长乐愤怒起来：“再来求，更加没门！”

    十天半月过去，小城无战事。长乐又犯疑心，说不定广州人找到了别的地方，已经轰轰烈烈地拍起电影来了。这不免使得他有点酸溜溜的。他就酸溜溜地说：“哪个县城给他们拍电影，暴露阴暗面，那就太丧失城格了！”他直想把这真理广播出去，号召全中国的县城，抵制此类事件。他还恨恨地想象，广州人遭到了各地的抵制，只好迂迂地转来哀求长乐，那就太妙了！到时候，一定要不慌不忙地调侃他，不紧不慢地揶揄他，钝刀子割他的肉，猫玩老鼠一样，玩得他死去活来。然后，黑起脸，礼送出境。

    广州人没来，却来了地委书记。他来检查工作。工作谈完，书记说了一段题外话：“有个事同你们先打声招呼，”一般来说，上级领导的招呼就是命令，长乐的书记赶紧洗耳恭听，“广州的电影制作中心看中了你们的旧街，下个月就来拍一部片子。人家找到我，还有王专员，我们都答应了。你们接待接待。他们那个导演张正江是我大学同学……”长乐的书记呆了，几乎要问：“什么什么？”当然，脱口而出的只能是：“好的好的！”

    直到书记坐小车离去，长乐才从惊愕中醒过来。痛骂“电影骗子”，并且认清了敌我友，指出：“广州人比北京人狡猾！”寻思寻思，他又赌气道：“我们要修街道！”地委书记已经走远，听不到这话，等于没说。即使听到了，也会叫他“等一等”。于是又哀叹：“官大一级压死人！”忽然就有了要求平等的民主意识，但这显然又不现实，只好悲壮地牺牲掉这神圣的意识。

    沉痛了一些天，长乐忽然就想通了。他安慰众人也安慰自己：“地委书记都来求了，还能哪样？这个面子给就给吧……”语气里竟有了居高临下施恩于书记的意思，心理上倒也高出了书记一等。“若不是地委书记来求，鬼都没门！”

    长乐还暗暗预习，等到广州人来，要先黑起脸，磨他几回，吓他几回。想象那大地方的人，必定要赔他若干张笑脸，以及甜甜绵绵的好话，长乐觉得这倒也不错，蛮有意思。

    （选载二）

    （《长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