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信还是不信

    ■【德】延斯·森特根

    数学家莱奥哈特·欧拉在《给一位德国公主的信》中区别了三种类型的“真理”：

    1.我们相信这些事物，因为我们能感知这些事物。

    2.我们相信这些事物，因为我们通过思考发现了这些事物。

    3.我们相信这些事物，因为这是其他人告诉我们的。

    在启蒙运动时期，以上分类广为人知。并且，自那以来，第一种做法获得了格外高的声誉，第二种也很不错，而第三种则被看作是三流做法。话虽这么说，但奇怪的是，我们相信的大多数事物不属于第一种或第二种类型，而恰恰是第三种。许多事情，我们并没有亲身检验过，或亲眼所见，而是旁人告诉我们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基于道听途说。我们知道，太阳比一个干草垛大；人是从猿类，而不是从食蚁兽变来的。这些知识恰恰是我们从书上得来，或者听别人说的。孩子们一开始相信妈妈爸爸说的话，然后相信老师说的话，再以后则相信教授和报纸。许多人到老了又宣布，他们谁也不相信。这样一来，钟摆又摆向另一个极端。

    相信别人，并非不合情理，那么该如何看待听来的事情呢？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看看说话的人是谁。一个来自名声好的社会圈子的观点，其可靠程度犹如一个挚友介绍的人。但是，对大师们的尊敬使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哪些人成为大师，而哪些人被遗忘，这之中有不小的偶然性。一旦一个人在集体记忆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功绩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卡尔·马克思就是一例。许多影响历史的名句，例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工人们失去的无非是他们的锁链”或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们都以为出自马克思之口。事实上，关于宗教的那句话是德国诗人诺瓦里斯说的；关于锁链的那句话出自法国革命家让·保尔·马拉之口；而最后一句则是卡尔·沙佩尔的话，他是马克思的战友，却鲜为人知。因为马克思引用了这些话，读者就把这些话记在了这位哲学家名下，而真正的作者却被淡忘了。名人的精神火花在他们死后，以这种方式变成熊熊大火。

    在哲学史上有过不止一次反对权威的运动，最著名的那次发生在启蒙运动期间。十七世纪之所以出现启蒙运动，不是源于空洞的理论，而是因为人们终于从集体猎杀女巫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反对烧死女巫的斗争最终演变成了启蒙运动。

    这场斗争中的第一个英雄是法学家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他是莱比锡大学的法学教授，本来他也相信女巫的存在。1694年，托马西乌斯曾对一桩女巫案进行审判，他宣布被告有罪。案件的评估报告不能说服他的大学同事，他们继续调查，想知道托马西乌斯根据什么样的线索得出这一结论，后者陷入困境。最后，理念先进的法学系做出决定：无罪释放那个所谓的女巫。

    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挫折使托马西乌斯丢尽脸面，但也促使这个法学家深入思考。1702年他出版了《有关巫术这一弊病的简短准则》，这些准则要求停止一切对女巫的审判，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女巫。他写了大量文章，并押上了个人名誉，最后斗争终于获得了成功。他还最早提出了有关偏见的理论，他把偏见分为两类，一类是迷信权威的偏见，另一类是因为过早下结论而造成的偏见。

    人出于本性很容易怀有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托马西乌斯认为，原因在于儿时的无助：人们在看到许多东西以前，就听说过这些东西。“孩子们先要理解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事物的，然后才会自己去思考这些事物。孩子们的轻信是出于本能，而且他们也必须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孩子会犯几百万个错误，却只掌握少数真理的原因。”

    自托马西乌斯以来，把自己从错误、迷信和偏见中间解放出来是启蒙运动最本质的目标。这也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任何时候都要独立思考，这是最重要的准则。”

    （选载一）

    （《思维的艺术》译林出版社2018年出版 李健鸣/译）